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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华民族的自信,我们不用再边瞧着别人边前进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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发表于 2017-9-8 16:25:52 | 显示全部楼层 |阅读模式
本帖最后由 逸茗 于 2017-9-8 22:15 编辑

中国突然拔出倚天剑!最狠报复!
2017-08-31 全球军事网
    (说明:文章中包含大量精美图片,以及文字图片,须注册“e偿网”会员,阅读时先登陆方可显示,为满足您的视观感觉,请不吝注册阅读!此外,本网站属于公共平台,也可以成为您活动的空间。)

    这是一个快到你崩溃的时代!
    各种“巨变”纷沓而至,快到你无法想像,改变着我们的生活。
    高铁刚刚宣布提速至350公里,又一个更震撼性的消息来了:时速4000公里的高速飞行列车,要来了!而且这个高速飞行列车,是“made  in  China”的!
    今天,在武汉举办的第三届中国(国际)商业航天高峰论坛上,中国航天科工集团透露,正在研发高速飞行列车,最高时速可达4000公里!
  
    4000公里!什么概念?这么说吧,现在客机时速一般为900公里,高铁实验时速的世界记录为605公里。相比传统高铁,高速飞行列车运行速度提升了10倍,相比民航客机,速度提升了5倍。即使是现在的四代战机,飞行速度也只有每小时1200公里左右。
    天啦!这是真的,还是假的?究竟是怎么做到的?
    亲,这可不是天方夜谭,而是实实在在的事。据介绍,高速飞行列车是利用低真空环境和超声速外形减小空气阻力,通过磁浮减小摩擦阻力,实现超声速运行的运输系统。
    高速飞行列车,不仅仅拉近城市之间的时空距离,同时不受天气条件影响,不消耗化石能源,可与城市地铁无缝接驳,很可能未来交通领域的发展趋势和技术制高点,甚至改变人类的出行方式。
    这个“高速飞行列车”项目落地开花,已经有了比较完整的规划,将按照三步走战略逐步实现:
    第一步通过1000公里/小时运输能力建设区域性城际飞行列车交通网,
    第二步通过2000公里/小时运输能力建设国家超级城市群飞行列车交通网,在国家主干线,特别是围绕五大经济区,北京、上海、成都、广州、武汉,建立国家型的飞行网。
    第三步通过4000公里/小时运输能力建设“一带一路”飞行列车交通网,最终形成一张继航天、高铁、核电之后的中国新名片。
    有了高速飞行列车,从北京到武汉只需要30分钟,而从北京到莫斯科,则只需不到两个小时!也就是说,上午的会,当天早上出发就能赶上。
    有了高速飞行列车,“一带一路”沿线各国,将联系得更紧密。一个全新的时代,要来临了!
    倚天已出,谁与争锋!

    在生物学上,有一个寒武纪大爆炸的概念:在距今约5.3亿年前的寒武纪时期,地球上在2000多万年时间内,突然爆炸性涌现出各种各样的动物,它们不约而同的迅速起源,立即出现。

    2017年,堪称是中国科技的“寒武纪时期”,也是中国科技界扬眉吐气的一年。
    除了高速飞行列车之外,上天、下海、入地、探微。这四件最难之事,也都被咱们中国人一一征服。在决定胜负、决定成败的高科技赛场上,中国人一次次领跑,让世界注目!
    上天:国产大飞机冲上云霄,首飞成功。
    5月5日,打破了波音和空客的垄断,国产大型客机C919在上海浦东机场成功完成首飞任务。
        下海:国产航母下水
    4月26日上午,国产首艘自行研制的航空母舰下水。它拥有世界一流的钢材,世界领先的舰载有源相控雷达,世界领先的电磁阻拦着舰系统,世界领先的舰船综合电力技术等,绝对尖端,实力爆棚。
    探微:量子技术实现大跨越
    5月3日,科技界迎来了一则重磅消息:中国制造出世界第一台超越早期经典计算机的光量子计算机。
    6月16日发布的美国【科学】杂志封面上,一颗来自中国的量子卫星“墨子号”又赫然出现,格外吸引眼球。
    量子计算机,拥有着这个世界上最快的运算能力。量子通讯卫星,则是可以彻底杜绝间谍窃听及破解的保密通信技术。这两方面,我们已经走在世界前列。
    入地:可燃冰试采圆满成功
    我国现在可燃冰的储量有1000亿吨,按照目前我们能源的消耗量,至少可满足我国近200年的能源需求。新能源可燃冰的出现,将打破石油、天然气、煤炭等等传统能源多年来的市场垄断地位。而中国作为第一个率先攻克这一技术难关的国家,在未来全球新能源领域无疑将拥有更多话语权。届时,美国掐住马六甲海峡围堵中国石油运输,制造中东石油困局,以及垄断页岩气技术,均会失效。
    中国正在弯道超车!无论是高速飞行列车、大飞机、航空母舰,还是可燃冰开采、量子计算机发明,都是这个世界上最登峰造极、牛到没朋友的黑科技,现在这些技术,被咱们中国人掌握了!沧海横流,方显英雄本色!
    可上九天揽月,可下五洋采“冰”!这真的是扬眉吐气、创造历史,值得为之击掌、为之放歌、为之痛饮!
    科技就是第一生产力,这一次中国又将站在世界技术的顶峰!

    总有人说,最好的复仇就是过得比敌人好!
    记得曾经,中国航天饱受歧视:国际空间站,16个国家参与,唯独不让中国加入,中国望眼欲穿申请近20年,最终只能含恨而终。
    2011年美国还签署了一纸禁令“禁止美国宇航局与中国进行任何合作”;甚至在2013年,美国国家航空航天局(NASA)以国家安全为由,禁止中国籍科研人员参加学术研讨会。
    但在转眼间,乾坤颠倒,沧海逆流,中国上演了绝地反击,我们不但拥有了自己的空间站,还将在2020年成为世界上唯一一个拥有空间站的国家。
    记得96年的台海危机,当时中国举行了规模浩大的军演,却在演习中,中国两枚导弹完全失去了目标,这是因为美国关闭了GPS导航,同样,今天你手机上的GPS导航与定位,美国依旧可以轻松关闭。
    但有了天宫二号里的冷原子钟,3000万年误差仅为一秒,可以大幅度提高中国北斗的精度,美国就再也别想关闭我们的导航,中国的导弹指哪打哪,无人敢犯,我们的手机想用就用。
    我们求不到外国人施舍的高科技,我们也不要外国人施舍的高科技,最尖端的东西,我们中国人自己研究、自己探索、自己获取!
    现在,曾经那些歧视我们国家纷纷要求与中国合作。只不过,正如网络流传的那句话“昨日你对我爱理不理,今天我让你高攀不起”。

    中国国民的心态很有意思,总爱拿自己国家的短处比其他国家的长处,非要所有行业都得最牛才行,只要一个行业做不到第一第二就不能接受,然后陷入自我否定的怪圈。
    有一个笑话说的好:世界上只有两个国家,中国和外国。
    中国人活的真累,既要和黑人比体育,又要和白人比科技,既要和德国比汽车,又要和美国比软件比飞机比航母,还要和日本比电子比动漫,和韩国比美女,和泰国比按摩,和印度比民主,和北欧比福利,和非洲比原始风情,和南美洲比森林,和新西兰比牛奶,和阿根廷比牛肉,和巴西比足球,和墨西哥比黑帮,和俄罗斯比核弹,和英国比贵族,和意大利比面条..........
    朋友们,记得这句话:我们的征途是星辰大海,别陷入自我否定的怪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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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楼主| 发表于 2017-9-8 17:22:35 | 显示全部楼层

4000公里时速不仅仅是个概念,这是4000公里时速的自信!

本帖最后由 逸茗 于 2017-9-8 21:51 编辑

4000公里时速高铁概念一出,网友就不淡定了,其实背后有大文章!【微解读】
原创 2017-09-01 微信公众号【占豪】
    这太科幻了吧?这是要上天吗?这是搞大跃进吗?别吹牛了?当时速4000公里的高铁概念出现在媒体的时候,舆论就炸锅了!不信者有之,质疑者有之,批评者有之,兴奋着有之······总之,这是一则爆炸性消息。
    然而,这一概念却并非凭空而来,而是8月30日在武汉举办的第三届中国(国际)商业航天高峰论坛上,中国航天科工集团公司副总经理刘石泉透露的,这一技术的原理是利用超导磁悬浮技术和真空管道研制飞行列车,其时速理论上最高可达4000公里/时。
    如果普通人说这话,那完全是痴人说梦,但这是一位科学家说的。刘石泉可不是普通人,他是“中国巡航导弹之父”。早在2002年,刘石泉就当选为中央候补委员,15岁就考上了大学,28岁时破格晋升为高级工程师,成为航天科工最年轻的高工。所以,当说这句话的是一个顶尖科学家和工程师的时候,你就不得不认真思考一下了。
    所谓“高速飞行列车”,实际上就是利用低真空环境和超声速外形减小空气阻力,通过磁悬浮减小摩擦阻力,实现超声速运行的运输系统。说白了,就是把列车做成“导弹”样子,然后装到磁悬浮没有摩擦的真空管中。所以,这样的技术概念当然与现在暴露在空气中的轨道列车或磁悬浮列车不同,它实际上运行中是处于飞行状态,其速度当然也就不可同日而语,当然也就比飞机还快。
    根据航天科工集团的方案,研究将分三步走。
    第一步:研制出最大运行时速1000公里的列车,建设区域性城际飞行列车交通网;
    第二步:研制最高时速2000公里的列车,建设国家超级城市群飞行列车交通网;
    第三步:研制出最高时速4000公里的列车,建设“一带一路”飞行列车交通网。
    所以,未来最先实现的应该是1000公里时速的列车。
    事实上,千公里以上时速的列车并非中国最早提出,早在2013年,特斯拉的首席执行官埃隆·马斯克(Elon Musk)就提出超级高铁计划,他认为超级高铁可以1200公里的超高时速远距离运送乘客。但这一计划是通过超高速城际运输“超级回路”(Hyperloop)来实现,“超级回路”系统是一套全新的高速运输体系,该运输系统并非以火车厢而是以“铝制胶囊”为运输工具,将“铝制胶囊”置于钢铁管道之中,然后像发射炮弹一样将它发射至目的地。而中国“高速飞行列车”的原理,则是利用低真空环境和超声速外形减小空气阻力,通过磁悬浮减小摩擦阻力,实现超声速运行的运输系统。从相关技术科学程度而言,显然中国的技术逻辑更合理。
    然而,当美国人提出千公里以上时速的列车概念时,大家好像并没有像中国这次争议那么大,然而当换成中国提出更合理的方案时,质疑声音反而更大了。这背后又是什么逻辑呢?在占豪看来,两方面原因:

    一、民族自信还不够。
    在很多中国人的潜意识当中,外来的和尚好念经,特别是西方如果有了什么新技术规划,在心理上会更加倾向于相信。但是,当中国提出相关概念时,由于我们长期处于落后状态,会下意识地产生怀疑。其实,这还是一种民族自信不足的原因。
    二、对中国技术发展水平缺乏了解。
    很多人对中国的科技水平发展缺乏了解,认为中国科技水平还停留在山寨级别,至今仍然有人留言中国在技术上全面落后西方,让人觉得无语。暂不说在中国人的意识里往往拿中国一国的技术水平和整个西方的科技水平相比,更关键的是我们现在很多科技领域都已经赶上甚至赶超西方。譬如,中国的航空航天、导弹技术、高铁技术等,都已经处于世界领先水平。想想看,美国提出的千公里以上的概念列车是一家私有公司提出的,而中国提出者则是一个国家的科工集团,谁更加可信?而且,哪怕从技术逻辑上,中国的技术逻辑也更加可行。
    有些人说,现在距离研发成功还早得很,为啥不研发出来再说?现在才刚刚开始研发就满世界说是不是不好?在占豪(微信公众号:占豪)看来,其实这就是技术战争。在这个世界上,谁先提出新的技术概念或技术理论,谁就抢占了研发的先机。有了先机,就意味着掌握了行业规则的主导权,也就掌握了知识产权。所以,本质上,这种有理论和技术支撑的概念是一个国家科技水平的体现。
    试想,我们从国家层面提出这样的概念,然后再有步骤地进行研发,并且进行产业落地,那么这种行动就不是美国那种一个公司模式推动可比拟的,我们当然就能取得技术、产业化的全面领先。截至到目前,世界上仅有美国两家公司以及中国航天科工集团公司等极少数企业对外宣布开展大于1000公里/小时运输系统研究,仅仅这一点我们就是领先者。而相比美国,中国由政府和国企主导,在研发效率、产业落地方面会更加有效率。
    为什么这一概念会在武汉提出,就是因为武汉建立了一个航天产业基地,仅仅这一个产业基地三年后就能年产140颗卫星。而这次航天部门来研发“高铁”,实际上就是将航天技术与其他技术结合,形成新的民用技术应用体系的突破。这也就是说,一旦落地,我们就有产业基地能够承接,如果从国家层面用中国的市场去推进,将会带来巨大的经济发展空间。
    未来,我们要逐渐适应我们在越来越多的领域处于全球领先地位,要像适应高铁世界第一、超级计算机世界第一那样适应我们作为全球领跑者的存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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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楼主| 发表于 2017-9-8 18:23:13 | 显示全部楼层

重拾民族自信,指日可待!

本帖最后由 逸茗 于 2017-9-9 10:57 编辑

    重拾民族自信!指日可待!
原创 逸茗 【e偿网】
    中华民族屹立世界民族之林,在人类历史长河之中,一直处于世界民族的顶峰,直至清朝末年,由于闭关锁国,受外国列强侵略,极尽掠夺和瓦解,极度打压,才暂时处于落后状态。
    新中国成立之后,外国势力仍然试图奴役中华民族,经济、技术等等领域极尽封锁之能。
    然而,有着五千年文化传统,有着五千年文明精髓脉落的中华民族,犹如暂时蛰伏的雄狮,一旦觉醒,以其深厚的文化底蕴,文明精髓,民族精神,必将势不可挡!
    几十年来的国外封锁,几十年来的积贫积弱,几十年来发展的举步维艰,几十年来的民族埋头苦干、默默无闻,几十年来的西方文化侵略、文明侵蚀,几十年来的西方科技张狂与炫耀,已经使得我们的民族丧失了很多自信!
    为了获得和平发展的空间与时间,中华民族犹如惊鹿一般,边奔跑,边惊恐地环顾四周,步步惊心,如履薄冰。几十年的韬光养晦,似乎已经使得我们的民族很善于沉默,在世界中失去了应有的民族强音。
    乃至于今天,我们民族在找回自信之时,发出强音之时,我们的民众仍然表示怀疑,表现出极大的不自信。
    因为,几十年以来,我们已经习惯了以西方为标准来衡量我们自己,无论是经济,还是科技,还是文明和文化,甚至极为传统和先进的民主方式,也需要参照西方的虚假民主,心中才感到踏实!不得不说,中华民族已经失去自信长达几十年,甚至上百年。在某些别有用意之人渲染之下,月亮是外国的圆,技术是外国的好,素质是外国的高,制度是外国的民主,规则是外国的透明,似乎唯有西方就是人类的天堂。只是说到自己的国家,这也不是,那也不是,如同进了地狱一般!是时候了,是重新树立民族自信的时候了!是摆脱这种愿被奴役的民族心理的时候了,也是应该摒弃这种民族自卑心的时候了。现今中国的经济实力、科技实力,已经让我们重新拾回了这份自信,只是,我们暂时还没有习惯!
    重新建立民族自信,重新塑造民族形象,在经济与科技取得长足发展的同时,民族文化和文明的强化就是当前最迫切需要的了!
    唯有从源头重新认识我们的民族本性,民族本源,才能牢牢建立起民族自信心,文化建设、传统文明宣扬就是唯一途径。
    中华民族的发展腾飞、迅速崛起,已经让我们开始重拾自信,使我们已经不再需要边瞧着西方国家,边前进了!中华民族在众多领域,已经走在世界前列,已经充当起世界发展的引领者,文化文明的领路人,成为了世界各领域发展的标杆了!
    4000公里的高速飞行列车,已经不是个物质速度概念,这是中华民族发展奋起的速度,也是中华民族自信心建立的速度,更是中华民族、中华文明的高度。将来的世界,我们可以大胆地往前走,引领世界潮流!

    中华民族,东方文化,中华文明传承有一个显著特点,就是做了也不一定说。这和西方有点区别!西方精英是没做先说,有点想法和思路没做先说,说了也不一定做,或者不一定能够做成功。因此,在西方世界看来,中国的东西太不透明,包括经济政策和科技、国防等等均不透明。更有一个根本无法透明的,那就是中华文化和文明后面的深层底蕴,甚至作为中华民族,自己也不明白,只是有一套隐形的方法论在流通着,让我们使用着而不自觉,这是一种潜移默化的传承。而且以中华民族思维来看,为什么要透明?为什么要让你知根知底?为什么底牌都要亮出来?你说要拼刺刀时,我偏要冷不防地掏出枪!中国对美国的不对称战略不就是如此吗?
    就说高速列车概念,多少年之前,西方世界就已经提出这个概念:真空轨道+胶囊设计+火箭式发射原理模式,当时大家都只是感到惊奇,眼睁睁地想看西方如何去实现这个伟大的人类梦想。然而,当西方这个概念石沉大海、销声匿迹之后,突然之间就被中国科学家弄出来了,而且一经摆出,那已经不是1000公里的概念,而是惊到发悚的4000公里,这是西方根本没有想到的速度,正如中国现今的发展速度一样,令人震惊。这对于西方科学界而言,无异于又是中国一次对西方先进概念的剽窃和抄袭,然并卵,我管你剽窃抄袭,现实就是我已经搞出来了,接下来就要进入制造和验证阶段,接下来就要制定全球标准,设立准入门槛了。中国科学家静静地听着这个世界,时刻关注着西方动向,然后吸纳、研究、整理、实验,出成果。你尽可透明,不反对,想我玩透明,那还是回去做梦吧,休想!中华民族是个内敛、含蓄的民族,是个践行重于说教的民族。再者说,你能想到的,我也能想到。既然你已经想到了,我就直接拿来用了。而我能做到的,你却不一定能够做到,怪我?先下手为强,自古以来,都是先到为君,后到为臣!
    公布4000公里飞行列车的,可不象西方是某个民营企业,而是中国航天科工,国家研究单位,国营企业。是代表着国家发声的,传递的不是设想,而是已经得到了实验数据以及众多阶段性验证的,实际上,中国科学或学术界有个显著特点,就是等到发声之时,研究阶段已经进入了尾声,已经成功了。如果没有取得成功,没有经过验证的事,中国是不会轻易发声的,这是民族特性,也是民族习惯。特别是象中国航天科工集团这样的国家重点部门,向来都是说一不二的!
    试想一下,4000公里的高速飞行列车,那可不单纯是布局中国境内的东东,那可是快速通行全球的极速工具。是配合一带一路的重大战略资源,是中国全球战略布局的重器!设想一下,如果在西方国家,会遭到多少利益集团的极力阻止和竭力反对、掣肘。这4000公里的概念,对于航空业,那可是致命一击啊!什么波音,什么空客,那都将进入没落时代了!唯有中国,在全民族大利益面前,其余所有一切都得让路,哪怕是已经成型的高铁网、航空网,不象西方一样可能成为新技术发展的制约。
    上面文章列举的各项尖端、高端科技,只是中华民族崛起的一个方面,极为优秀和突出的一个方面,经济成就和科学成就,中华民族已经令世界注目,已经令世界惊讶不已,也令世界为之迷惑不解。相信将来的不久,中华文化和文明,中华民族的智慧和韬略,将更令世界迷惑不解,令世界为之折服、惊叹!
    一点也不要感到惊讶,不是噱头,也丝毫不是浮夸!
    中华文化和文明,已经凸显出中华民族的高端智慧和雄韬伟略。重塑民族自信心,重新树立中华民族的世界地位,这才是真正的中国梦!
    以“一带一路”的全球战略布局,和“金砖五国+”的战略战术为重点,就是中华民族实现伟大中国梦的开始,经济发展是基础,科学技术进步是生产力,尖端、高端科技不断突破和占据制高点是焦点。而全球战略布局则是更深层次的韬略。面对西方经济与科学技术的重重封锁,中华民族以其智慧,另辟蹊径,以全球韬略进行战略打破和重新布局,杀出重围,打破西方堡垒也只剩下时间问题!
    因此,中华民族发展到现在,我们应该重新习惯站在队伍的最前列,要开始习惯中国的经济、科技与文化经常占据着世界的最前位!学会摆正自己的姿态和姿势,而不再是惶惶恐恐地看着西方而怀疑自己!
    自信满满的,从容前行,我们的征途,是那星辰大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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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楼主| 发表于 2017-9-8 21:05:44 | 显示全部楼层

以其人之道,还治其人之身!

本帖最后由 逸茗 于 2017-9-8 21:50 编辑

中国空军常规远洋训练,竟被日媒妄想成【轰炸东京】
2017-09-08 环球网
    【环球网综合报道】“中国战机的飞行训练虽未侵犯日本领空,但其设想为‘轰炸东京’。”9月8日,这个让人惊掉下巴的论断刊登在日媒PRRSIDENT Online 网站上。文章宣称,“(与中国进行)外交交涉的同时,强化日本自卫队的威慑力,促使中国放弃对西南诸岛的侵略,这是日本对抗中国的唯一手段。”
  被日媒质疑的中国空军行动实际上指的是中国空军的远海远洋训练。文章宣称:“中国军机不仅在太平洋,也在日本海上空飞行”,其中,今年8月份,中国6架轰-6轰炸机从东海出发,飞经日本冲绳本岛与宫古岛间的公海,沿日本列岛飞至纪伊半岛,再经由原路返回东海。文章还“异想天开”地写道:“此次飞行训练虽未侵犯日本领空,但其设想就是为了‘轰炸东京’”!
  对于中国的相关演练,中国空军新闻发言人申进科大校曾表示,中国空军开展的常态化远海远洋训练,符合相关国际法和国际实践,是提高实战能力、推进强军事业的正常需要。日本媒体却将这样的言论解读为“从其发言中可看出,为了推进本国的安全保障战略,中国不惜恶化中日关系。”
  不过,日媒也承认,中国的常规飞行训练“未侵犯日本领空,也未违反国际法”,即便如此,日本媒体认为,由于中国的轰炸机飞行方向“朝着邻国首都”,所以“不是友好国家的做法”。日媒还展开脑洞联想称,“所属中国空军的轰-6轰炸机的任务是对地攻击。因此,接近日本本土的空军轰炸机的目的就是攻击日本本土。”
  文章进一步援引分析人士意见称,中国海军在日本海的行动是出于对日本海作为海上通道的关注,未来中国在“占领包括钓鱼岛在内的西南诸岛时”也可分散日本自卫队战斗力。此次中国空军的轰-6轰炸机从太平洋侧接近日本本州,意味着中国的对日政策更加强硬,同时也再次凸显了中国并非“友好国家”。
  最后,文章煞有其事地写道:“日本自卫队最重要的任务就是防战争于未然的震慑力。对于此次事件,防卫省需要积极公开中国轰炸机的飞行目的,就威慑力的重要性得到国民的理解。”否则,“容忍中国的挑衅行为,只会增加在钓鱼岛等西南诸岛的危险性。”
  “PRESIDENT Online 是一家1936年创刊的《总裁》杂志的网站,这杂志以做报道经济为主,销量30万份,是日本最有影响力的经济杂志之一。”今天,有驻日记者像环环介绍了这个幻想“轰炸东京”的日本媒体。不论这家经济媒体跨界做政治新闻,编的故事“下限多低”,这种“奇思妙想”的出现已说明日本一些人的脑子出了问题。在21世纪居然还能找到这样比“冷战思维”更加史前的观点,也是挺奇葩的。虽然环环也知道日本对中国崛起挺焦虑,也知道日本自卫队着急“涨涨军费”,但还是希望这样不着调的“兵棋推演”还是少一点。日媒啊,这套“邻人疑斧”的戏码先暂时收一收吧。

    【茶余饭后】:
    你相信轰炸东京吗?你希望轰炸东京吗?
    不管你信不信,我不相信。不管你希望不希望,我带着私人感情、民族仇恨,希望轰炸东京!
    媒体避嫌是应该,但作为中国自由公民不需要避嫌。轰6K群体多次靠近日本领空,是敲打小日本,不能说是威慑,而只能说是警告。
    南海不是航行自由吗?太空也是航空自由的!不是爱和美国、澳大利亚、印度、英国、新加坡一起在南海玩航行自由吗?要玩大家一起玩,俄罗斯也玩,中国也会玩,不是要自由吗?大家都自由。到南海航行自由的感受,可以分批次还给你们,自己去领受。
    我并不怀疑日本人的脑洞出了问题,问题是中国单纯就是轰6K例行训练下,就会逼得日本人的小脑袋出现脑洞!
    日本这个民族的脑袋,不敲打不行,而且有些健忘,需要经常敲打。
    有些事情必须日本大和民族自己拍拍脑袋想想,朝鲜导弹经常在头顶上飞,俄罗斯轰炸机经常在头上飞,中国轰炸机也经常在头顶上飞,为什么?欠下世界多少血债,需要用什么来偿还?一边充当走狗,一边扮演疯狗,得到如此结局,理固宜然!
    一个不友好的国家,妄谈友好,该重新审视下自己扮演的角色,也该掂下自己的份量。与流氓讲道理,与文盲讲哲理,无异于对牛弹琴!以其人之道,还治其人之身,自古以来就是中华民族的礼尚往来之道!沿袭着中华文化的日本大和民族,岂有这个道理都不懂的道理?中华民族历来都是忍让,后发制人,且制人于无声、无形,不出手则已,一旦锋从鞘出,必定见血光!现阶段仍然是规劝、警告。
    中华民族养犬、训犬历史几千年,深得其道,秋田系列也不会例外,不在话下!津轻海峡,军舰常去,宫古海峡,航母常行,钓鱼岛常态化巡航,轰6K例行训练,东海油气田点火出油,憋屈吧?闷棍是最受用的!也是最友好的方式。
    中华民族具有强大的韧性和耐性,但忍耐是有限度的。
    不生事,不惹事,但也绝不怕事!
    人不犯我,我不犯人,人若犯我,我必犯人!

    朋友来了有好酒,敌人来了有好枪。是敌是友,很是分明。来而不往非礼也!以其人之道,还治其人之身,自古以来就是中华民族的礼尚往来之道!岛国应有自知之明。因果循环,报应不爽!岛国也应该有心理准备!中国外交部名言:习惯就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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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楼主| 发表于 2017-9-9 15:42:53 | 显示全部楼层

中国诺贝尔大奖!

本帖最后由 逸茗 于 2017-9-9 16:26 编辑

【未来科学大奖】揭晓,施一公、潘建伟、许晨阳各获百万美元奖励
人民日报2017-09-09
    2017年9月9日下午2点,被称为中国民间诺奖的“未来科学大奖”在北京揭晓:“生命科学奖”获奖者为施一公,“物质科学奖” 获奖者为潘建伟,“数学与计算机科学奖”获奖者为许晨阳。获奖者每人将获得100万美元奖金,奖金的使用方式不受限制。
    获奖评语:
    施一公:表彰他在解析真核信使RNA剪接体这一关键复合物的结构,揭示活性部位及分子层面机理的重大贡献。

    潘建伟:奖励他在量子光学技术方面的创造性贡献,使基于量子密钥分发的安全通信成为现实可能。

    许晨阳:表彰他在双有理代数几何学上作出的极其深刻的贡献。
    【什么是未来科学大奖?】
    未来科学大奖成立于2016年,是中国大陆第一个由科学家、企业家群体共同发起的民间科学奖项。未来科学大奖关注原创性的基础科学研究,奖励在大中华区取得杰出成果的科学家(不限国籍)。奖项以定向邀约方式提名,并由优秀科学家组成科学家委员会专业评审,秉持公正、公平、公信的原则,保持评奖的独立性。在今年9月9日举行的新闻发布会中,施一公、潘建伟、许晨阳分别获得了“生命科学奖”、“物质科学奖”和“数学与计算机科学奖”。
    未来科学大奖在2016年诞生时设置了“生命科学奖”和“物质科学奖”两个奖项,这两个大奖的获得者为香港大学的卢煜明教授和清华大学的薛其坤教授,首届大奖一出世就获得了业界极高的评价,为了鼓励在数学和计算机领域的科学成果,在2016年底的颁奖典礼上宣布增设“数学与计算机科学奖”。
    因此,第二届未来科学大奖共设置“生命科学奖”、“物质科学奖”和“数学与计算机科学奖”三个奖项。生命科学奖涵盖所有与大生命学科相关的基础科学领域,包含医学、偏生物的基础化学;物质科学奖涵盖所有与物质科学相关的基础科学,如物理、化学;数学与计算机科学奖涵盖数学与计算机学科相关的基础和应用研究。
    【首个大陆企业家捐资设立的科学大奖】
    我国的科技奖项主要包括政府奖和民间奖两大类,其中有影响力的民间奖,如邵逸夫奖、陈嘉庚奖、何梁何利奖等,均由香港企业家捐资设立,未来科学大奖作为首个大陆企业家捐资设立奖项,其成立具有深远的意义。每一奖项均由四位捐赠人共同捐赠,每人出资25万美金,单项奖金100万美金。
    其中,生命科学奖捐赠人为(按姓氏首字母顺序排列):丁健,金沙江创投董事总经理;李彦宏,百度公司创始人、董事长兼首席执行官;沈南鹏,红杉资本全球执行合伙人;张磊,高瓴资本集团创始人兼首席执行官。物质科学奖捐赠人为(按姓氏首字母顺序排列):邓锋,北极光创投创始人兼董事总经理;吴鹰,中泽嘉盟投资基金董事长;吴亚军,龙湖集团董事长;徐小平,真格基金创始人,中国著名天使投资人。数学与计算机科学奖捐赠人为(按姓氏首字母顺序排列):丁磊,网易公司创始人、董事局主席兼首席执行官;江南春,分众传媒创始人、董事长;马化腾,腾讯公司控股董事会主席兼首席执行官;王强,真格基金联合创始人,新东方联合创始人。
    【未来科学大奖是怎样评选出来的?】
    今年,由于增设了“数学与计算机科学奖”,未来科学大奖的科学委员会也由去年的9人增加至15人。新增委员均由现任委员提名、投票产生。目前科学委员会委员主要研究领域兼顾“未来科学大奖”奖项设置的三大学科,生命科学领域委员由何川、骆利群、饶毅、王晓东、谢晓亮担任;物质科学领域委员由丁洪、季向东、文小刚、杨培东、余金权担任;数学与计算机领域委员由李飞飞、李凯、励建书、田刚、夏志宏担任。监督委员会由清华法学院教授高西庆先生与毕马威团队共同担任,全程监督评审的每一个步骤和程序,以确保整个评审过程的公正、公平、公信力。
    未来科学大奖采取提名邀约制以及国际同行评议制度。未来科学大奖候选人由科学委员会邀请的提名人提名产生,不接受个人申请与社会推荐。科学委员会的成员不参与提名,在任职期间及其后两年,也不能被提名,以保证大奖的公正与公平;国际同行评议,是科学评价的重要方式,公正高效的同行评议是保证科学质量的基础,更是代表了未来科学大奖的高水准。
    【获奖者产生流程】
    今年3月,科学委员会开始讨论确定提名人名单,并发出“2017未来科学大奖”提名邀约函,邀请国内外相关学科学者、大学专业学院院长、研究所负责人等近千人为大奖提名。
    5月,收回所有提名邀请函。5月27日,在北京召开第一次科学委员会全体评审会议,讨论提名函,并投票产生第二轮“2017未来科学大奖·候选人名单”。
    6月1日起,根据“2017未来科学大奖·候选人名单”发起国际同行评议邀请,包括国际、国内顶尖学者、数位诺贝尔奖获得者,对候选人名单在工作成就、创新性、影响力等方面展开横向和竖向比较。
    8月19日,召开第二次科学委员会全体评审会议,讨论各位候选人收到的国际同行评议信。
    9月9日,全体投票产生“2017未来科学大奖获奖人” 施一公、潘建伟、许晨阳。


    【茶余饭后】:未来科学大奖,中国民间的诺贝尔奖。中国需要诺贝尔奖吗?从民族感情上而言,一个拥有五千年文明史有优秀民族,肯定是需要的。然而,诺贝尔奖就与西方的经济和科学技术一样,与中国处于基本绝缘的状态!中国改革开放三十多年之后,由于经济建设对世界的突出贡献,主要是经济实力的突飞猛进,于情于理,都是应该获得诺贝尔奖了。于是,2012年才颁发一个诺贝尔文学奖给中国作者莫言,2015年颁布个诺贝尔奖给中国药学家屠呦呦。可以如此说,若不是国家实力的显著成就,可能至今诺贝尔奖与中国人仍然是无缘的。诺贝尔奖带有严重的政治倾向,已经不完全是学术成就的奖励了。由反正得不到的心态,中国民众也就不太在乎获不获得诺贝尔奖了!启动世界争端和战争的美国总统奥巴马居然也能获得诺贝尔和平奖,更让人嗤之以鼻,感觉是贻笑大方!
    带有西方浓重政治色彩的诺贝尔奖,从来对中华民族均是抱以排斥态度的。这也是国际社会长期以来,不承认中华民族的智慧,不承认中华民族的努力和中华民族的贡献的表现。
    既然没有嘛,那咱也不在乎了!自己设立一个未来科学大奖。奖金与诺贝尔基本持平,未来科学大奖100万美元,诺贝尔奖96万美元。未来科学大奖,是着眼于未来的科学,暂时没有涉及更广的领域,重点突出,即是科学的最前沿。虽然大奖性质是民间性质,不是国家设立的,然而,正好反映中国民间、中国社会对中国科学界的重视,对中国科学工作者的尊重。从大奖产生的流程来看,可不是简单的民间阵营,均是国际影响力巨大的资深学者、顶尖学者。
    此大奖虽然是民间性质,由大陆企业家捐赠,相信不久的将来,有更多的不仅局限于大陆的企业家会参与到这个阵营中来,也相信未来科学大奖的奖项会越来越多。现在虽然范围设定在大中华区,不限国藉,相信在以后的发展壮大过程中,会随着“一带一路”和“金砖五国+”扩展到更大的世界范围,影响力会逐步放大。
    中国经济实力强劲增长,科技实力爆发式增长。很多科学研究、科学成就已经赶超世界,占据科学技术的制高点。因此,能够获得此项民间科学技术大奖的科技工作者,也必定是站在世界科学技术前沿和高端的突出人物,其成就和影响力丝毫不亚于诺贝尔奖得主。中华民族已经逐步回到了世界最优秀的前列,并显示出无限的增长实力。随着中国科学研究的突飞猛进,尖端科学技术成就的不断涌现,引领世界科技潮流,未来科学大奖也完全可能在将来,成为举世瞩目的世界科学技术成就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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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楼主| 发表于 2017-9-11 08:26:51 | 显示全部楼层

获奖百万美元的施一公有多牛?

本帖最后由 逸茗 于 2017-9-11 08:31 编辑

【中国诺贝尔奖】揭晓!获奖百万美元的施一公有多牛?
2017-09-10 每日经济新闻
    2008年,作为美国普林斯顿大学生物系建系以来最年轻的终身教授,施一公拒绝了1000万美元的科研经费资助,回到中国。
    《纽约时报》曾在名为《逆势而上——中国吸引海外科学家归国》的报道中开篇就用施一公作为例子。普林斯顿大学物理学教授罗伯特·奥斯汀则表示:
“他是我们的明星,我觉得他完全疯了。”
    回到清华,施一公组建生命科学研究团队,这位“狂人”每天花十几个小时在实验室……
    昨日(9日)是个周末,被誉为“中国诺贝尔奖”的未来科学大奖也在北京揭晓:施一公获得了“生命科学奖”,并获得100万美元奖金,奖金的使用方式不受限制。
    值得一提的是,据凤凰科技,在现场电话连线时,施一公表示得知这个消息的时候正好在上课,所以没接到电话,下课后知道消息后很激动,很开心也很荣幸。他还说现在还没想好这100万美元该怎么花……虽然大奖是颁发给他本人的,实际也是对他团队研究的肯定。
    三位科学家各获得100万美元奖金:    据人民日报客户端9日消息,施一公,潘建伟,许晨阳,这三位科学家分别摘取2017年未来科学大奖生命科学奖、物质科学奖和数学与计算机科学奖,各自获得100万美元奖金。
    施一公的获奖评语是:    表彰他在解析真核信使RNA剪接体这一关键复合物的结构,揭示活性部位及分子层面机理的重大贡献。
    据中新网此前报道,2015年,施一公率领团队解析了超高分辨率的剪接体三维结构,被业界称为近30年来中国在基础生命科学领域对世界科学做出的最大贡献。因在生命科学领域作出的卓越贡献。
    剪接体,是人类细胞中必不可少的“分子机器”之一,但人类对其工作机理的了解,一直缺乏结构生物学的证据。北京时间2015年8月21日,施一公教授带领的研究组在国际顶级学术期刊《科学》(Science)连续在线发表两篇研究“剪接体”的论文,并首次报道了分辨率高达3.6埃的“剪接体”分子结构。这项成果不仅标志着人类对生命过程和本质的理解又向前迈进了关键一步,也标志着困扰国际生命科学界二十几年的分子生物学“中心法则”中的一个关键步骤、一直以来充满神秘感的剪接体的三维结构终被揭示。
    “我的时间是以秒计算的。”施一公曾这样对新华社记者说。争分夺秒的施一公,归国已经十年了。
    作为国家首批“千人计划”代表性人物之一,施一公从回国之日起就引人注目。而今,他是中科院院士、赛克勒国际生物物理学奖得主、美国科学院外籍院士,以及首位获得瑞典皇家科学院爱明诺夫奖的中国科学家。同时,还担任清华大学副校长、中国科协副主席。
    据中新网,很多人记住施一公,还因为一场争论。2011年,施一公与同为海归的北大教授饶毅一起进入到了中科院院士有效增选名单中,但在随后公布的第一轮初步候选人里,饶毅被拿下,而最终的新晋院士名单上,也没有出现施一公的名字。当年在各方瞩目下高调回国的施、饶二人,在院士评选中的遭遇令许多人感到意外。施一公拒绝了蜂拥而来的记者。时隔许久,他在一次公开场合表示:“在我回国的目标中,从来没有当院士一条。我觉得一个学者如果把当院士作为终极目标,未免太狭隘了。”
    ▲2013年12月19日,中科院院长白春礼(右)为新当选的院士施一公颁发院士证书。 新华社记者 金立旺 摄
    直到2013年12月低调当选中科院院士后,施一公仍然表示,在众多头衔中,他最看重的是“清华教授”这一身份,最喜欢别人喊他“老师”,而不是什么院士、什么“长”。
    在清华,施一公被封为“风一样的男神”——说话快,走路快,总是一副风风火火的样子。这不仅因为他是个急性子,更是为了省时间——他每年要给清华的本科生上满100节课时,还需要完成一名科学家的本职工作:做科研、写论文。
    父亲是他唯一崇拜的人
    据央视新闻,施一公曾说,自己所做的一切,就是在实现父亲在世时未完成的心愿。因为意外事故,父亲在施一公读大学的时候就离开了人世,但父亲留下的点滴记忆,却在潜移默化地影响着施一公,激励他一步步成长为著名的结构生物学家,放弃国外教职、全职回到清华。
    ▲施一公2015年追忆父亲时写下的文章(图片来源:央视新闻)
    “常常有学生和朋友问我:这辈子你崇拜过谁?我过去48年唯一崇拜的人是我的父亲。在我的生命中,父亲对我产生了至关重要的影响。”——节选自施一公2015年追忆父亲时写下的文章,被报纸刊登、网络转发之后,很多读者纷纷留言,致敬这位科学家的父亲。
    在施一公的心中,父亲的“壮志”,就是自己的“科技强国梦”。施一公曾表示:“我深深地怀念我的父亲,也希望自己能有像父亲一样的大爱和情怀。父亲的吟唱似乎就在我耳边:‘今日痛饮庆功酒,壮志未酬誓不休;来日方长显身手,甘洒热血写春秋!’。”
    ▲施一公与父母的合影(图片来源:央视新闻)
    据中新网,有人曾总结,施一公的人生轨迹,至今已经颠覆了学术界的“六大传说”:    谁说读博毁一生?谁说学霸少努力?谁说绿卡是梦想?谁说尖子都书呆?谁说国内难科研?
    ▲施一公带着“徒弟”研究抑制肿瘤的因子将成果转化为抗癌新药应用临床实验(图片来源:央视新闻)
    其实,在施一公心里,最希望颠覆的并不是这些,他曾说:“现在是中国科技发展的最佳时机,天时、地利、人和。天时,就是国际环境,没有什么大的变动;地利,就是国家的财力;人和,就是老百姓和领导人对发展科技的期盼与呼声。如果只是做学问的话,我肯定不会回来。我回来,就是要改变大环境。”
    责任编辑:张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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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楼主| 发表于 2017-9-13 10:46:23 | 显示全部楼层

量子计算机,全世界所有计算能力总和的100万倍!

本帖最后由 逸茗 于 2017-9-13 11:50 编辑

    【中东插曲】:CIA指令反对派撤退
    军情热点:路透社援引外交消息人士和叙反对派武装代表的话说,美国中央情报局(CIA)要求叙利亚反对派武装“叙利亚自由军”的两伙武装分子停止在叙东南部地区的交战,该两大团伙的头目均表示,中情局和支持他们的沙特等国要求他们离开叙利亚东南部并前往约旦。
    消息人士称,这两个有数百名叙利亚反政府武装成员ISIS暴恐分子在交出美国及沙特等国提供的重型火炮和反坦克火箭等重型武器之后,就将从叙境内撤退。
    之前,沙特为在叙活动的反政府武装从东欧采购军火的部分清单已经被媒体爆出,现在CIA直接指示叙境内反对派武装ISIS的活动,就更坐实了,到底谁是策动叙利亚内战的始作俑者。
    之前,美媒就曾传出,特朗普政府停止CIA对叙境内反阿萨德的反对派的武装和军事训练计划的消息,这一次也不过是坐实了之前的消息而已。
    美国为什么会放弃直接干涉叙利亚内战呢?理由很简单:所托非人。美、沙等国支持的反对派武装既打不过政府军、又打不过库尔德人,还经常内斗,指望这么一帮乌合之众去打垮训练有素的叙政府军,那是根本不可能的事儿。与其说特朗普是为了省钱,还不如说是完全看不到颠覆叙利亚政府的可能性才不得不为之。特朗普一个人,是无法左右整个美国政界精英的意志的。美国这次下令也进一步做实了美国和ISIS恐怖组织之间的父子关系。


    【中国打造量子计算机】
     军情热点:香港《南华早报》称,中国将在安徽合肥建量子信息国家实验室,该实验室的一项任务是开发出中国首台能够在几秒内破译密码的量子计算机。计划是在近期内实现“量子霸权”,计算能力可达到目前全世界所有计算能力之和的100万倍。当真正的量子计算机问世之后,传统计算机只是蜗牛了!唯有量子计算机才能与当今大数据时代、人工智能时代完美的结合。量子计算机不仅计算速度得到质的飞跃,而且可以实现小型化,应用领域极为广泛。
    中国在量子通讯领域,算是实现了弯道超车,作为第一梯队的领头羊的地位不可撼动。计算能力极强的量子计算机在战机设计、飞船设计等高端科技领域都有很大的帮助。虽然量子通讯技术离大规模的工程化应用还有一段距离,但是有了好的开头是很重要的。
    这叫理论威慑,威慑分理论威慑和实际威慑。这招玩的最遛的是美国,美国要搞新轰炸机,核潜艇都要大肆宣传,就怕你不知道他有多牛掰。不过这种威慑是建立在该领域你有足够自信的基础上的。
【院士披露中国量子霸权,水下狼群率先受益!】
2017-09-13 凤凰网军事频道
    8月10日,中国科学院宣布,“墨子号”量子科学实验卫星用1年时间提前实现了既定2年完成的科学目标,标志着我国在量子通信领域的研究在国际上达到全面领先的优势地位。
    中国科学技术大学潘建伟、彭承志团队联合中科院上海技术物理研究所等单位完成上述重要成果,在线发表于国际权威学术期刊《自然》。图为中国科学技术大学潘建伟教授在发布会上介绍有关情况。
    港媒称,据了解情况的科学家和学术权威们说,中国正在建造世界上最大的量子研究设施,以开发量子计算机和其他“革命性”技术,供军队破解密码并用于隐形潜艇。
    据香港《南华早报》网站9月11日报道,中国的这个量子信息国家实验室将位于安徽省的合肥市,占地约37公顷,紧邻一个小湖。据安徽当地媒体报道,9月晚些时候,开发商将受邀参加建设该实验室的合同竞标。
    安徽媒体报道,在这一项目中扮演关键角色的中国著名量子科学家潘建伟于今年5月向当地官员介绍时说,在这一设施中开发的技术可以立即为军队所用。
    报道称,能用前所未有的精确性对物体物理参数的细微变化进行测量的量子计量学能大幅改善潜艇的隐形作战能力。
    报道称,配备了量子导航定位系统的潜艇能够在水下作业3个多月,而无需浮出水面接收卫星定位信号。
    据潘建伟说,一艘潜艇在水下作业100天后,艇长仍然能够以仅仅几百米的误差在太平洋中定位潜艇的位置。
    该实验室的另一项任务是,开发出中国首台能够在几秒内破译密码的量子计算机。
    安徽媒体援引潘建伟的话说,他们的计划是在近期内实现“量子霸权”,计算能力可以达到目前全世界所有计算能力之和的100万倍。
    【题外话】:先声制人,更是因为后发有力!量子计算机,全世界所有计算能力总和的100万倍!对于全世界而言,无异于看到一骑绝尘!前无古人,而后无来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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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楼主| 发表于 2017-9-13 12:04:29 | 显示全部楼层

范岱年访谈录:科学哲学家群星闪耀时!

范岱年访谈录:科学哲学家群星闪耀时!
原创 2017-09-03 熊卫民 知识分子
    问:熊卫民(中国科学技术大学科技史与科技考古系特任教授)
    答:范岱年(中国科学院科技战略咨询研究院退休研究员)
    【引言】范岱年先生是著名科学哲学家、科学史家、翻译家。1926年生于浙江上虞,1948年毕业于浙江大学物理系,随即考上该系研究生,并加入中共地下党。1949年5月,到杭州军管会工作。1952年9月调入北京,历任中国科学院《科学通报》编辑室副主任,中国社会科学院哲学研究所自然辩证法研究室副主任,中国科学院自然辩证法通讯杂志社副社长、副主编、主编等职。他主要研究科学哲学和美国科技史,译校过恩格斯、爱因斯坦、海森伯的哲学论著,译校了物理学史、科学哲学、科学社会学等方面的大量著作,著有《科学哲学和科学史研究》、《科学、哲学、社会和历史》等,与许良英合著有《科学和我国社会主义建设》,合作编译有《爱因斯坦文集》。虽长年身处逆境,他仍笔耕不辍,成了科学哲学、科学社会学等新学科的引入者、开创者和守门人,并对全国性的启蒙运动产生了深远影响。
    范岱年教授不仅于20世纪五六十年代参与创立了“自然辩证法”这个学科,还于七八十年代从西方引入了科学哲学、科学社会学等新学科,成为了科学哲学在中国的老一辈领军人物。在本访谈中,他介绍了他和库恩、费耶阿本德、科恩等西方科学哲学家接触,引入科学哲学的过程。他还介绍了自己与洪谦、江天骥、邱仁宗、张华夏、龚育之、许良英、戈革、董光璧等中国的科学哲学家、科学史家的交往,为中国科学哲学、科学史学的学科史研究留下了重要资料。
    西方科学哲学家
    熊卫民(以下简称熊):范先生,您不但见证了自然辩证法这个学科在中国的建立和发展,还是科学哲学这个学科进入中国的主要引介人之一。请谈谈您跟西方主要的科学哲学家的接触。
    范岱年(以下简称范):我见到的第一个主要的西方科学哲学家是费耶阿本德。那是1979年的事,杜维明陪我去的,我们和费耶阿本德一起吃了顿饭。当时文革刚结束,我对“四人帮”批相对论等很反感。我跟费耶阿本德讲了“四人帮”批相对论的事,结果他反问相对论为什么不可以批?
    熊:呵呵,话不投机啊。他有没有在论著中引述过您跟他讲的事例?他觉得科学太强势了,应该被批判,包括被政治所批判、所干涉。他还曾为李森科辩护。
    范:美国有各种各样的思想。当时还有一个左派杂志叫做《科学为人民》,很左的。那个杂志我还拿了几份。另外,我在哈佛听过来自加州大学伯克利分校的日本历史学家的一次讲演,他认为过去的历史都是西方中心主义的,应该完全重写。伯克利是很自由化的地方,有很多离经叛道的、颠覆性的观点,而哈佛很正统,所以像库恩这样的人,回不了哈佛哲学系。席文要回哈佛也回不去——他可能是人缘不好,得罪了一些人。
    熊:听说席文的博士生很难毕业?
    范:可能是,他这个人怪怪的。在美国很多人开车,他不开车,坐地铁上班,他可能眼睛有毛病。他很用功,有一次到中国来,到中医研究院图书馆查阅资料。我觉得他资料掌握得很多,但他对中国人的一些基本精神,比如中国的儒家传统,并没有掌握。
    熊:文字资料跟实际情况通常有差距,特别是当代中国的,我们所看到的报告,跟实际情况差别很大。
    范:在美国时,我每天都翻翻《纽约时报》、《华盛顿邮报》,那上面有时候没有中国的消息,有时候有一两条消息,都是关于中国的坏事,中国正面的事它们从来不报道。美国人对中国的印象来自报纸和电视,所以,那些没有来过中国的人,对中国的了解是很片面的。
    熊:报纸本来就是找有新闻价值的事情来报道,而有新闻价值的通常是坏事情。
    范:我的那些外甥女一到中国来,就觉得与她们想象的不一样。她们以前把中国看得很落后,到北京后,一看大楼,比华盛顿的还高呢。
    熊:在美国时,您有没有跟库恩接触呢?
    范:有。1990年夏天,科恩在普罗维登斯租了一套房子避暑,让我也坐船过去,到那儿住一个礼拜。库恩的父亲很有钱,在那儿买了一所房子,库恩有三个兄弟姐妹,轮流去住。我们去的时候,库恩夫妇正好也在那儿,我们还一起吃过晚饭。我跟科恩接触比较多。纪树立、金吾伦跟库恩接触较多。
    熊:金吾伦在《科学革命的结构》的译后记里讲到库恩去看他。
    范:他跟库恩交往比较多,我跟科恩关系很密切。1990年库恩的那次生日会我也参加了,庆祝他生日。
    熊:您对库恩的印象如何?
    范:他这个人很腼腆。1990年,纪树立组织我们几个在波士顿的中国学者搞学术讨论,大家轮流讲,我讲梁启超,纪树立讲什么我记不得了。有一次请库恩讲,库恩很紧张,为了准备这个讲演,他一个礼拜都没有休息好。他不愿意一个人来讲,还让科恩陪他。讲完以后,他还要紧张一个礼拜。其实我们也就是随便讲讲,而他很当一回事。他发表《科学革命的结构》后,受到很多批评,大概因此变得很紧张。
    熊:在西方,比如说在美国,他的学术地位到底究竟如何?
    范:他是哈佛大学毕业的。他不是在普林斯顿大学教书么,后来想回母校,但哈佛没有要他——哈佛的哲学系没有让他回去,他也没有到哈佛科学史系去。他就改到MIT做教授。在哈佛的主要是那些搞分析哲学的人,譬如蒯因,他是美国文理学院的院士。当然,库恩也有他的地位,他在美国科学哲学学会、科学史学会都当过主席。但是,也有一批人排斥他。我在波士顿大学听课,有一个叫希孟尼(Shimony)的教授,是学物理出身的,也搞科学哲学,他上课就批判库恩。好多人都批评库恩,但他的影响还是非常大,因为他提出常规科学、科学革命、不可通约性、科学共同体等概念,用历史的眼光来看待科学的发展,很多物理学家觉得物理学发展是这么一回事。他的《科学革命的结构》不厚,很多搞分析哲学的人就扣字眼跟他较真:你说不可通约,可科学还是有继承性什么的。
    科恩对我影响很深。他在国际科学哲学界很有威望。《科学家传记》中“马克思”、“恩格斯”这两个条目是请他写的,他引了很多文献,写得很好,这表明他也是马克思主义的权威。他希望在社会主义与资本主义之间,马克思主义与非马克思主义间驾起桥梁,胸襟是很开阔的。1988年我去美国是他邀请的。波士顿大学有一个科学哲学论坛,每礼拜一次,请一个人讲,然后吃一顿饭。吃饭是自己掏钱。科恩对我们中国的访问学者很客气,不让我交钱,仍让我经常参加。回国之后,我一直和他交往,好几次我们中国的科学哲学会议我都请他当学术委员会主席,会议总结也请他来做。
    进入21世纪后,我经常住美国——主要待在纽约,有时候到波士顿去看看科恩。有一次科恩送了我两本他们新出的关于尼采的文集,并说“你要看哦”。我就拿回来看。为了介绍这本书,2002年,我写了一篇关于尼采的文章。[1]这篇书评出来后,许良英说:“尼采是个反动哲学家,你怎么搞他,没意思。”他后来也批评李慎之。李慎之听说BBC评选出的千年十大思想家里面有马克思和尼采,便也比较推崇尼采。许良英就写信给李慎之,说:“你怎么把尼采看那么高,罗素批评过他。”许良英还是老眼光,因为希特勒推崇尼采,就说尼采的哲学是法西斯哲学。但实际上并不是那么简单,鲁迅、郭沫若、沈雁冰等人也都很欣赏尼采,在俄国,列宁、托洛茨基也很看重尼采。
    科恩晚年想把他所有的藏书(2万余册)全部捐给中国。他跟我们商量,我们说还是捐给清华吧。后来清华图书馆派了两个人到他那里,把书编了目再运回来。他也有个条件,他的书很系统,他不希望将其打散。他捐的书包括波士顿科学哲学丛书、维也纳科学哲学丛书等,还有很多期刊、好多画册。这些书要买的话,花几百万美元都买不下来。2007年,我发表了一篇专门文章介绍他[2]。
   熊:尼采的作品不少,不同的人能读到不同的东西。一方面,他确实是很深刻的,另一方面,他的学说为法西斯所用也确有其事。
   范:现在对尼采研究很多。我读了尼采的文集后,觉得他有一个思想还是很好的,就是不要迷信科学,虽然科学起了很大的作用,但是不要迷信它。科学经常运用还原论(简化论),而尼采说什么原子、电子,都是谎言,把自然数学化后,它跟真实有距离。科学可以为善也可以为恶,不要唯科学主义。他是批科学主义的。那个时候吴国盛等人批科学主义,龚育之、何祚庥捍卫科学主义。我后来就介绍了尼采的观点,说唯科学主义是应该批的。
    在纽约期间,我还结识了一个叫巴比希(B.Babich)的女哲学家,她在纽约福德姆大学工作,学校离我们家很近。那本关于尼采的文集是她编的。她丈夫是斯特朗(Anna Louise Strong,1885-1970)的侄子。斯特朗到过延安,跟毛主席也有来往,她的墓在八宝山,我还拍了张照给她侄子。巴比希后来又编了一本关于诠释学科学哲学的文集。希伦是她的老师,在华盛顿大学当副校长,后来我与他联系,他把他的书都送给我。2003年,我写了一篇文章,介绍希伦的科学哲学。我先是研究库恩的历史学派,然后研究波普尔,然后又回来研究洪谦和逻辑经验论,再研究尼采,介绍希伦时我又搞了搞诠释学、现象学的科学哲学。
    熊:希伦在中国的影响小点。
    范:大概是我第一个向中国介绍希伦的,也没有多大影响,现在有几个硕士生、博士生在研究他,但是他的书也没有翻译出来。
    熊:重要的是得到教科书编撰者的注意,有教科书介绍其思想。我之所以知道库恩,是因为看了江天骥的《科学哲学导论》里的介绍,然后再根据这个线索再去找库恩的原文来读。我对教科书介绍过的那几位科学哲学家,像波普尔、库恩、拉卡托斯、费耶阿本德印象很深,别的人了解的就少了。所以说,不仅要有好的想法,还要好的想法被编进教科书里。
    范:你说的这几个人是科学哲学的标志性的人物。而希伦和罗伯特·科恩这些人没有进入教科书,因为他们的著作没有那么大的影响。
    熊:您接触过波普尔、拉卡托斯没有呢?
    范:我没有见过波普尔本人,查汝强有一次到伦敦去见过他。大概见过波普尔的中国同行就是查汝强了。哦,洪谦可能也见过他。但我在希腊开会的时候见过波普尔的学生沃特金斯和穆斯格雷夫。
    熊:那您见过索罗斯本人没有?
    范:见过,因为那次在武汉召开的波普尔会议。在北京饭店见的,因为股市突然出了问题,他后来没有去武汉。
    熊:那您有没有机会见到拉卡托斯呢?
    范:拉卡托斯死得早。那次我到希腊开会时,拉卡托斯已经死了。他很聪明。
    熊:是啊,在那四个人里面,我觉得他的理论最精致。
    范:他好像是从匈牙利去的,波普尔跟库恩争论时他很活跃,但是不久后他就去世了。
    熊:中国最早的科学哲学家是不是洪谦?
    范:王星拱比他还早。但洪谦是最早介绍维也纳学派哲学的。1991年回国后,我常去看洪谦,跟他交往比较多。科学哲学的发展受二十世纪三十年代的维也纳学派很大的影响。洪谦是维也纳学派领袖石里克的学生,石里克被刺杀后,他回到中国,宣传介绍维也纳哲学。那时候他很活跃,还跟冯友兰辩论。他写的文章后来变成一本小册子——《维也纳学派哲学》。
    1949年后,维也纳学派的逻辑经验论被说成是为美帝国主义服务的反动哲学。洪谦本来是燕京大学哲学系主任,1952年院系调整燕京大学被撤销,他成了北京大学哲学系西方哲学教研室的主任,但不能再教维也纳学派的哲学,也基本不能带学生了,所以他就编了几套哲学史的文献,古希腊、古罗马、法国、德国的哲学。对逻辑经验论他也有介绍,但那是作为批判材料介绍的。他一直很受压,许良英对他也不尊重,1956年搞自然辩证法十二年规划时,根本就没有提到维也纳学派,这是那个规划的一个大缺点。当时主张用马克思主义来批判自然科学,还说要总结,其实并没有总结什么。
    改革开放以后,洪谦是哲学所的学术委员,我也是学术委员。那时候我正好翻译了贝尔的《当代西方社会科学》这本书。这本书很有趣,把二十世纪前六十几年哲学社会科学的最重要的成就列了一个表,总共六十二项。中国就一项,毛泽东的“农民和游击队组织与政府”。苏联有两项,列宁的“一国建立社会主义”,还有苏联的计划经济。维也纳学派哲学是一项。有一次,我在哲学所学术委员会的会议上介绍了这些情况,说维也纳学派哲学是二十世纪重大哲学社会科学成就之一。洪谦很高兴,过来和我握手。后来我们在《通讯》上介绍马赫等,洪谦也很高兴。我们对洪谦一直很尊重。
    美国时候我跟洪谦通信,洪谦在一封信中说,回来一点自由都没有,劝我不要回来。后来我还是回来了。回来了我经常到他家去,他就把他的全部稿件,发表和没有发表的英文、德文原稿都给我。
    1992年洪谦去世。我跟梁存秀、胡文耕很快就写了一篇悼念文章——很长的一篇有关他的评传。这时他的学生高宣扬在香港编辑出版了洪谦的一个文集,不全,后来我跟梁存秀就把他的博士论文请人翻译了,编辑出版了一个更完整的文集。我们编的这本文集,除了洪谦早年那本《维也纳学派哲学》,其余的都收集了。那本书商务印书馆已经出单印本了,所以我就把那本除外,其它的文章都有了。后来北大又要出一个《洪谦选集》,他的学生韩林合把我这本书拿去,再加上维也纳学派哲学,另外又加了一两篇文章,出了这本选集,其实大部分工作都是我和梁存秀以前做的。
    熊:洪谦是国内对哲学很有研究,研究非常深的人,一辈子的作品也就这么一点文章。
    范:他到晚年还想再写几篇文章。1991年香港的周柏乔写了一篇文章,是对洪谦的评价。洪谦看了非常高兴,说:“我还有很多文章要写。”结果没有来得及写就去世了。
    熊:德国海德格尔等人一辈子出了多少书啊?而洪谦……
    范:洪谦1945年出了一本《维也纳学派哲学》,解放后他就基本不写文章了。在我们给他出的那本文集中,有一篇他解放后的文章没有收录——1955年他批判卡尔纳普的文章,迫于政治压力,违心地给卡尔纳普扣了一些政治帽子。后来他跟我讲,这篇文章不要收。所以我们就没有收。有一本西方哲学史,汪子嵩等在解放初编的,编者中本来是有洪潜(即洪谦)的名字的,1972年再版时,去掉了洪潜。
    熊:为什么把他的名字去掉?
    范:可能也是后来洪谦不愿意加进去。这里对逻辑经验论是怎么讲的?是为帝国主义服务,为美帝国主义效劳的。洪谦肯定不愿意将自己的名字放在上面。1957年鸣放的时候洪谦写了一篇文章“不要害怕唯心主义”,这篇文章我也没有收。本来是要收的,洪谦的夫人反对。当时洪谦已经去世了,洪师母说这篇文章不要收,她怕出事。后来韩林合编的时候,他就把这篇文章编了进去。1957年,哲学界有四个人受批判,金岳霖、洪谦、贺麟,还有一个人可能是郑昕。他们虽然没被划成右派,但也都挨了批,后来洪谦就吓得一个字都不敢写了。
    熊:“批而不划”?是不是他夫人看了这篇文章心有余悸,过了几十年还害怕,所以就不主张收了?
    范:洪谦在改革开放以后变得很活跃。他一到英国、奥地利就可以讲话了,心情非常舒畅,在国内他觉得很压抑。
    熊:思想改造对冯友兰、金岳霖影响很大,使他们的思想有实质性的改变。洪谦有没有这种情况?
    范:洪谦的思想变得少,不像冯友兰、金岳霖。最近我读了戴晴写的张东荪传,里面有一个场景:思想改造的时候,金岳霖去看望冯友兰,说冯的问题很严重。冯说我问题严重。然后二人抱头痛哭。金岳霖他们对毛泽东很佩服,佩服他真是把天下打下来了。当时他们还觉得历史唯物论不错。
    熊:他们觉得毛很伟大,毛让他们改造,他们觉得自己跟毛不一样,就真的改了?
    范:张东荪好像保留了自己的看法,所以1949年政协开会,他没有投毛泽东的票。另外是在政治上,他是希望跟美国建立关系,他反对“一面倒”。后来,他们全家因为那一张反对票而遭受沉重打击。1973年,张东荪去世。临死之前,他说,“我还是对的”。戴晴那本书没明说,他是讲自己哪里对了。是不要“一面倒”,要跟美国搞好关系对了,还是没有投毛泽东的票对了?张是有点独立思想的。
    洪谦是张东荪晚年在朗润园住时一直“敢”跟他来往的少数人之一,不时过来“一起谈谈哲学”。反右以后,他就是不吭声,文章也不写了,专门搞资料,编逻辑经验论文集,作为“批判材料”。他也不说话,只是翻译出来放在那里。改革开放以后他就开始写文章了。
    熊:您觉得他的水平到底怎么样?比如说可以跟石里克等维也纳学派里面的人可以相提并论吗?
    范:有些人还不承认他是维也纳学派正式成员呢。当时他还是个学生,跟那些著名哲学家当然没法比。他的博士论文是《现代物理学中的因果性问题》,他说这篇文章还给海森伯看过。我读过这篇文章,没能看出作者有很高的水平。洪谦的作用在这里:他回国以后介绍维也纳学派哲学,接着他写文章,而且还跟冯友兰辩论,起了很大的作用。他回来就写了一本《维也纳学派哲学》,风头很盛的。当时国际上出了两本谈维也纳学派的书,一本是英国艾耶尔的《语言、真理和逻辑》,长期被国际上作为逻辑经验论的基本教材;另一本就是洪谦的《维也纳学派哲学》,它于1945年出版,到解放以后就不让印了(直到1989年才重新出版),其影响有限。你想想,1945年到1949年,有几个人看哲学呢?
    熊:您觉得他这个人看问题敏锐、深刻吗?
    范:他本来是一个左派,他在抗战胜利后去英国访问,还跟共产党员王炳南等很熟,他在英国宣传毛泽东的新民主主义论,国民党的教育部次长杭立武知道了让他回来。那个时候他是亲共的,解放后王炳南还曾经想让他到外交部去呢。但是他不愿意当官。是这样一个情况,他不是马克思主义者,但是他确实觉得国民党腐败,同情共产党。解放后他想搞逻辑经验论,可逻辑经验论被称作是反动的,那个时候他心里是很压抑的。所以说思想改造时,在知识分子中他应该是偏左的。他以前可能比金岳霖,冯友兰更左一点。
    熊:到七八十年代呢?
    范:英国搞一个中英暑期哲学学院,请他当名誉院长。此学院每年在中国请几位英国有名的哲学家来上一个月课,用英文讲,用英文教材,讲完以后让同学用英文写心得,成绩最好的到英国去访问几个月。我当时很鼓励我的学生去,等于是留一次学,完全用英国的方式上课讨论,成绩好还可以出去一趟。后来澳大利亚也参加了,美国也参加,现在变成中英澳美暑期学院。
    英国人搞这个东西是什么意思呢?他们想用英国的分析哲学来改变中国人的思想,英国人的代表很明确地说出了这个意思,就是要用英国人的经验论的、分析的、理性的精神来影响中国人。
    洪谦晚年重访欧洲,回来后写了一篇文章,对逻辑经验论作了反思。他觉得逻辑经验论哲学不具备完整的体系,它只有认识论和方法论,没有伦理学和美学。康德哲学包含三部分:纯粹理性批判是认识论,实践理性批判是讲伦理学,判断力批判是讲美学,一共三个方面。逻辑经验论只有认识论,所以这个哲学是不完整的。他说马克思主义辩证唯物论是认识论,但是它有历史唯物论,有价值观——共产主义。所以,洪谦晚年有这个想法,他觉得分析哲学是不够的。
    熊:我觉得分析哲学在一定程度上是消灭了传统的哲学。传统哲学关注的很多问题它都不关心了。它提出取消形而上学。
    范:它强调认识的真假,不考虑实践、善恶这些问题。后来的逻辑经验论者也有搞伦理学的,不过这个学派的主要精力不放在伦理上面。洪谦还有一个体会,他说中国没有分析哲学的土壤。
    熊:是啊。分析哲学是十分较真的。
    范:而中国人会说,你何必那么较真呢?
    熊:传统中国没有真理的观念,是非观也不十分强。
    范:不像分析哲学,一个一个概念死抠。
    熊:所以许良英先生这样的人在中国是异类。他是非常较真的人,一真到底。
    范:他喜欢跟人辩论。他跟王若水也要辩,跟李慎之也要辩,王若水认为马克思主义有人道主义,他就说马克思主义里面没有人道主义。谢韬等人认为民主社会主义是马克思主义的最高成果,许良英认为民主社会主义不是马克思主义。
    我1991年回来,1992年碰到洪谦去世。1992年开了一次科学哲学的国际会议,主题是科学哲学中的实在论和反实在论,临时加了纪念洪谦的两篇文章,一篇是科恩的“忆洪谦”,另一篇是我在那个会议上关于洪谦生平的发言。
    熊:您觉得洪谦很值得纪念吗?
    范:英国、奥地利对他都很重视,不管怎么样他是维也纳学派的成员,那时候英中暑期哲学学院请他当名誉校长。
    熊:您说的国际会议是指中国召开的科学哲学会议?
    范:是国际科学哲学大会资助的,在我们中国召开。邱仁宗早就在筹备,后来我们临时加了纪念洪谦的内容。
    熊:正值洪谦学术盛年时,就不让做研究,所以他的哲学贡献也就很有限了。
    范:后来1994年还专门开过一次纪念洪谦的会议,主题是“维也纳学派与当代科学和哲学”,这是奥地利资助的,同时也是纪念洪谦的会。这两个会都是国际性的会议,都用英文作为会议语言,都把科恩请来当学术委员会主任,最后会议总结什么的都是让科恩来做的。为什么请他当学术委员会主任?虽然邱仁宗英文也好,但毕竟不是母语。第一次会议出了论文集——《科学哲学中的实在论和反实在论》,第二次会议文集好像没有出来。我写了一篇洪谦与钮拉特的文章,后来在《学人》第七辑(1995)中发表了。
    熊:您跟江天骥教授熟悉吗?
    范:很熟悉,科学哲学的元老是洪谦,而江天骥也是在美国拿了科学哲学的硕士学位回来的。回来以后,他一直在武汉大学教科学哲学。
    熊:难怪武大的哲学系强呢。我在昆明西南联大纪念碑上看到过江天骥的名字。他是西南联大的学生,曾在抗战中从军。他是不是在抗战结束之后去留学美国的?
    范:很可能是。他在解放前归国。1949年后,洪谦主要做翻译,基本上不教科学哲学了,而江天骥一直在教,所以改革开放以后,国家头一个科学哲学博士点就设在他那里。那时候国内做科学哲学的人不多,所以他的博士生答辩都让我去。他头一批博士生的答辩会就是我去主持的。另外,我们还在一起参加了好几个会。
    熊:我读过他的《当代西方科学哲学》。
    范:那本书还是不错的,清晰、简洁,没有什么废话。1987年,波普尔的学生索罗斯资助武汉大学召开一次纪念波普尔的会议,让牛顿·斯密斯(Newton Smith)和江天骥两个人来筹办,那次我去了,后来出了论文集Popper in China(《波普尔在中国》)。而且索罗斯有个长期计划,这类会议两年一次,第一次讨论波普尔,第二次讨论库恩,而且想把库恩本人也请来。结果1989年,要举行第二次会议前,国内出事了。
    熊:索罗斯来参加第一次会议了吗?
    范:索罗斯来了,都到北京了,结果收到一个电报,说股市出了问题,又临时走了,最后没能到武汉参加会议。这次会议的论文集,序言是索罗斯写的,头一篇论文是我写的。我这篇文章发表以后,有一位意大利资深记者到中国来访问,他向接待方人民日报社提出,想跟我聊聊。因为我在这篇文章中说,改革开放以后,中国建设开放社会,不再搞以前那种乌托邦工程,而是搞波普尔所说的渐进工程,摸着石头过河,进步蛮大。与此同时,遇到的阻力也很大。像中国这么大的、有着几千年封建传统的国家,要建设一个开放、民主的现代社会,恐怕是一个长期的曲折过程。现在看来,“封建”这个词用得不太对,应该改用“专制”。因为,中国自周朝结束之后,就已经不再是封建制度,而是集权的郡县制了。
    熊:汉朝、晋朝曾经分封过诸侯,有一些封建的味道,但那只是个临时的、短期的制度。
    范:自秦汉以来,中国就是专制传统。总的说来,欧洲的封建制度和中国的王朝很不一样。在欧洲,教会力量很大,贵族势力很强,均能制衡国王。而中国,帝王权力很大,君要臣死,臣不得不死,他还能封神、封佛。回到江天骥来,他确实是个学者,好像还不是党员,而武大也一直很尊重他,所以,他在那里安安稳稳培养了不少科学哲学的学生。
    熊:您跟他有私交吗?
    范:没有多少私交,主要是工作上的关系。我和邱仁宗经常参加他的博士生论文答辩会,我去得更多一点。而他也经常参加我们组织的科学哲学会议。
    熊:你们这几位是中国科学哲学的元老。江天骥年龄更大一点?
    范:嗯。另外,江天骥是科班出身,在国外受过正规的科学哲学训练,而我和邱仁宗都是半途出家,我先学物理,邱先学外文,后来搞自然辩证法,再从自然辩证法改行搞科学哲学。还有个夏基松,搞科学哲学也比较早。他的硕士生兰征后来到武大跟江天骥念博士。夏基松先在南京大学,后来又到浙江大学,但不太活跃,作品不多,也很少参加我们的科学哲学会议。相比而言,张华夏就活跃多了。他是我们的积极分子,每会必到,而且每次都愿意跟人争论。他是我的好朋友。
    熊:也是最早一批做科学哲学的?
    范:张华夏是解放后毕业的。毕业后,他一直在高校从事科学哲学的教学与研究。退休后的20年,他继续对科学哲学进行了系统、深入的研究。在2015年,写出了《科学的结构——后逻辑经验主义的科学哲学探索》这部高水平的科学哲学著作,很令我敬佩。邱仁宗可能是地下党员,后来在协和医科大学做马列教研室政治教员,他原来是外文系的,后来研究医学哲学。文革前为《研究通讯》写过好几篇关于医学哲学的文章。文革时,他被打成“五一六分子”。文革结束后,我当自然辩证法室副主任时,就把他拉到社科院哲学所自然辩证法室。自然辩证法界,他是比较有成就的。他在协和,又和卫生部一些领导关系比较好,所以他对国内医学方面的伦理问题很熟悉。做研究,一要有理论上的创见,一要掌握材料。邱仁宗掌握了材料,思维能力也强,外文也不错,所以,他和国际上交流很多,他在医学伦理、生命伦理方面的成果,很得国际同行的认可。
    熊:他掌握了一些独到的材料?
    范:中国卫生界的事情他都知道。自然辩证法研究会的国际交流部最早由查汝强负责,查汝强死后,改由邱仁宗负责。邱仁宗虽然年岁已高,现在仍很忙,每年都要出国多次。

    熊:老的自然辩证法界跟科学哲学科班出身的人关系如何?
    范:科班出身科学哲学学者没有几个人,就是洪谦、江天骥。至于他们的学生,因为我也搞科学哲学,所以他们论文答辩我都去了。兰征是中国的第一个科学哲学博士,毕业后先在中国人民大学教书,后被派到英国去做访问学者。接着,他通过我到波士顿大学去做访问学者。再后来,他就做生意去了。其实他要是回国,还是有学术前途的。卢风也是江天骥的博士生,大概是1991年毕业的,那时江先生在美国,他们就由张教授代带,他们的博士论文答辩,也是我主持的。
    熊:黄顺基呢?
    范:黄顺基是许良英的学生。抗战期间,许良英曾到桂林中学去教书,黄顺基是他那时的学生。他一直在搞自然辩证法,没有转。
    熊:刘大椿呢?
    范:刘大椿是黄顺基的学生。因为刘大椿是人大哲学系主任,又是国务院学位委员会的委员,所以很多人都看重他。《自然辩证法通讯》杂志编委会请他当副主任委员,《通讯》有好几位编辑是他的学生。山西大学成立科学技术哲学中心,也请他去兼职。
    应当说,在全国的高校里面,原本是武大的科学哲学专业水平最高。江先生去世后,其地位有所下降,但还是相当强的。代表人物中,桂起权原来也是搞自然辨证法的,后来转到科学哲学。他很踏实,一直在那搞。现在当领导的是朱志方,他是江先生的博士生。武大的训练,分析哲学的基本功是比较扎实的,因为江先生是国外回来的,他很重视科学哲学新的文献。山西大学的科学哲学是后来兴起的。
    熊:是不是可以这么说,中国早期的科学哲学界,除洪谦、江天骥等少数科班出身者外,其他都是从自然辩证法转过去的?
    范:还有一些搞逻辑的,特别是搞数理逻辑的。中国有一些很不错的逻辑学家,譬如金岳霖、沈有鼎、王浩。周礼全也很聪明,但由于一直在国内,所以成就不够高。
    熊:逻辑界也有转到科学哲学方向去的吗?
    范:国际上有一个国际科学史和科学哲学会,然后它分成国际科学史学会,国际逻辑、方法论和科学哲学学会。中国逻辑学会和自然辩证法学会共同加入后者。所以上次意大利的会议,我是中国科学哲学界的特邀发言人,而周礼全的博士生王路则是中国逻辑学会的特邀发言人。逻辑学比较扎实、严谨,特别是数理逻辑。
    熊:自然辩证法本是一个有中国特色的学科。文革过后,它扩展成一个“大口袋”或学科群。与此同时,你们还跟国际接轨,从国外引入了科学哲学、科学社会学等学科。这些学科的共同特点是,以科学、技术为研究对象,并因此而有不少相互交流。基本谈完科学哲学后,我想请您再谈谈整个科学技术研究领域的人和事。上次我们谈过于光远了。今天谈谈龚育之吧。您和他的交往是不是也比较多?
    范:在哲学所时,他是自然辩证法组的副组长,等于是我们的领导。我编《自然辩证法研究通讯》时,每期的最后清样都要送他去看。他对刊物很关心,经常有具体的意见。
    熊:您对他是什么印象?
    范:他比较严谨,不苟言笑,不像于光远那样亲切、随便。不知道他心里怎么想的,只是感觉他比较正统。后来,我右派改正了,当了通讯杂志社的副主编;他成了副部级干部,先后任中央党校副校长、中宣部副部长、中央文献研究室副主任等职。他在自然辩证法研究会内先后任副理事长、理事长,而我是常委,有时在一起开会,吃饭时会一起聊聊天。从聊天可以看出,他读书很多,很博学,很关心思想界的动态。让我印象很深的是,他肯定章诒和的《往事并不如烟》。他说:“你可以不同意作者的每一个观点,但你不能不被作者独特的视角、细致的笔触、巧妙的剪裁和历史的沉思所吸引。”大陆在出版这本书时,把龚育之的评论放在推荐语的第一条。所以说,对于很多事情,龚育之都是知道的。
    他有一次跟我说,1989年以后,他闲了一阵,他就研究邓小平的东西。后来邓小平南巡,他写了一本书,介绍邓小平的南巡讲话。《人民日报》社先把那本书作为学习文件发给大家,后来又把它收回了。大概官方对他一会儿相信,一会儿又不相信。我估计,他内心是有很多想法的,但在行政体系里面,他只是笔杆子,起草文件时不能按自己的想法写。他写东西比较逻辑自洽一些,不像有的人,写的东西自相矛盾。他是个很有才华的人,假如不受行政职务的牵累,专心致志做学问,肯定可以做出很多创造性的工作。
    虽然龚育之和我交往并不深,但他对我的人生轨迹有重大影响。2007年他因病去世后,我写过一篇回忆他的文章,发表在《自然辩证法研究》上。有兴趣的可找来读读。
    科学史
    熊:与科学哲学相关的学科中,科学史的历史比较悠久。从民国时起,李俨、钱宝琮、张子高、刘仙洲、钱临照、竺可桢、陈桢等科学家都做过一些科学史方面的工作。
    范:这些老科学家都有良好的古文素养,在从事专业研究的同时,顺便研究一下自己学科在中国古代的发展历程,这是很自然的事。譬如钱临照对《墨经》中的光学、力学很熟悉,竺可桢对中国的气候史比较了解。这类东西一搞出来就是国际水平,因为外国没有做相关工作的。抗战期间李约瑟到中国来,可能是受了这些人的影响,也开始研究中国古代科学技术史。中国的这些老科学家,偏向于挖掘史料,没有搞史学理论的。
    熊:您也做过不少科学史方面的工作,主持《通讯》以来,更和科学史界有深入接触。我也希望您谈谈科学史界的人和事。不求系统,但求亲历。您跟科学史所的人联系多吗?
    范:科学史所开始刚成立的时候,仓孝和是所长,他让我当研究所的学术委员(当了一两届)。然后成立科学史学会,钱临照是会长,我是学会常务理事。科学史所的研究人员中,我认识杜石然,和许良英、席泽宗、李佩珊、董光璧比较熟,与戴念祖有一些合作关系。后来的刘钝所长是中国科学院研究生院毕业的,对我挺不错,我把文章送给他主编的《科学文化评论》,他都照登。董光璧是北大物理系的,后来到自然辩证法研究会当干部,再后来到了你们科学史所。
    熊:他的研究主题和方法跟科学史所的传统差别很大。
    范:他胆子很大,人也很聪明。我约他在《通讯》写马赫。马赫这个人很了不起,既是力学家,又是哲学家,还实际是社会主义者。他崇尚社会主义,但与列宁主张暴力革命不一样,他主张通过工团主义来实现社会主义理想。结果列宁写书骂他,将他打成敌人。我想让董光璧写马赫的人物评传,给这样一个敏感人物恢复名誉。起初董光璧还有点担心。我鼓励他写。与此同时,我还请胡作玄来写罗素的评传。
    熊:后来他们写出来了吗?
    范:写出来了,都登了。我想给这些人平反、翻案。我自己写了梁启超。蔡元培是很重要的人物,我让刁培德写。蔡元培原为国民党左派,跟陈独秀关系挺好,陈独秀死后,他还写了悼念文章,但1927年国民党清党的时候他也参加了,为什么如此我一直没搞清楚。
    熊:科学史家里面,与您交往得最久、最深,对您影响最大的,肯定是许良英先生了。他的个性和您的差别很大。
    范:我不如许先生那么自信。许先生很执着,他搞什么,什么就是最重要的。搞物理时,物理第一;搞自然辩证法时,他想让中国的自然辩证法超越苏联;后来他到科学史所工作,就是科学史家,不再搞哲学了。
    熊:戈革和许良英本来是很好的朋友。后来戈革不时在报纸上刺一下许良英,这是为什么?
    范:戈革只要有机会就点许良英,不但点许良英,还点许良英的学生。文革以前,他们两个人没有来往。文革以后,戈革去看许良英,还送许良英礼物。后来,在几件事情上许良英把他得罪了。一件事情发生在杭州开物理学史会议期间。当时我可能不在国内,戈革、许良英、陈恒六等一起去的。戈革写了一篇批评爱因斯坦的文章。许良英说那篇文章不能发,不让他在会上讲,把他得罪了。争论的焦点是,许良英认为爱因斯坦是20世纪最伟大的科学家,戈革不同意,说最伟大的科学家不止一个,玻尔跟爱因斯坦相当,不能说爱因斯坦就比玻尔高。陈恒六评论说,好像是研究谁谁就最伟大。
    熊:戈先生是怎么批评爱因斯坦的呢?
    范:他主要讲了玻尔和爱因斯坦长达三十年的争论,现在看来玻尔更正确。
    熊:这个观点是有依据的嘛。戈革资历和许先生差不多,许先生能够压制戈革,不让他发言吗?
    范:戈革资历浅一些,他毕业比我还晚,解放时还在念研究生。还有一件事也让戈革对许良英不满。《中国大百科全书·物理学》中有一个物理学史部分,由钱临照任主编,许良英任副主编,我是编委,戈革也是编委。戈革分工写“海森伯”的条目,他把海森伯(W.Heisenberg)狠批了一下,说他和法西斯合作等。钱临照可能觉得没必要把科学家骂得那么凶,就另外请复旦大学的王福山教授(他是海森伯的学生,直接在海森伯下面做过研究,但他对物理学史恐怕是没有戈革研究得深)写那个条目,把戈革那个条目给否了。这是钱临照和许良英决定的。戈革因此很生许良英的气。戈革这个人很自负,他写的东西是不能否定的。
    熊:许先生也如此。他的文章也改不得。
    范:我关于玻尔与中国的文章在《科学文化评论》发表了。我认为玻尔和爱因斯坦各有长处,不能说谁更伟大。许良英看了这篇文章,没有对我这个观点提意见,大概是接受了这个观点。他提了另外一个意见。我在文章中说,吴有训讲不要批玻尔。许良英说,他亲耳听到的是,不要那么批海森伯。
    熊:吴有训说的到底是哪句话呢?
    范:不要那么厉害的批海森伯。这是文革以后的事情了。当时许良英已经在科学史所了。吴有训在医院里,许良英去看他。吴有训说,对于海森伯这种影响很大的科学家,你们不要随便批。我原来以为吴有训讲的是玻尔。吴有训曾经说过,玻尔对中国非常友好,后来冼鼎昌到玻尔研究所,玻尔待他就跟对自己的孩子一样。
    熊:二十世纪六七十年代你们翻译了一批科学家的著作,在序言、注释中对他们做了批评。
    范:批海森伯比较厉害。我译的《物理学与哲学》的头一版是在科学出版社出版的。该书的序是许良英帮我写的,对海森伯批得很厉害,再版的时候就没有用那个序。许良英那个序写得很好,但批得也确实很厉害。
    熊:戈先生和许先生当面冲突了没有?
    范:好像没有当面吵过,只是后来就不来往了。而且,戈革一有机会就刺许良英一下,但许良英不理他。戈革总觉得许良英压了他,一个是在杭州没有让他讲,一个是这个关于海森伯的条目不用他的。我不知道为什么不叫戈革讲那个文章。我当时没在场,何成钧去了。许先生劝戈革时,所用的理由可能是那篇文章观点有问题,发表出来后会挨批。
    熊:许先生批评人时不太注意场合,不给人留情面。
    范:我告诉你另外一个事。戴念祖跟我很好,因我帮了他的大忙。他翻了两种《物理学史》,但他当时的译稿没有达到出版的水平。所以,M.V.劳厄的那本算是我们两个人合译的,弗·卡约里的那本算是他译我校。后面那本是内蒙古人民出版社出版的,还得了奖。因我帮了忙,戴念祖很感谢我。后来,许良英要来科学史所工作,他也积极帮忙促进。结果许良英一到科学史所就把他们这批搞古代科学史的给得罪了。一件事是,戴念祖写了一篇《爱因斯坦在中国》,开始许良英就不让他发,后来觉得有材料,还是将其收到了他和赵中立编译的《纪念爱因斯坦译文集》中。好像一涉及到爱因斯坦,许良英就有点“你怎能没什么研究就写文章呢?”的味道。本来戴念祖对许良英去科学史所是很积极、很鼓吹的,后来他对许良英也很有意见。
    许良英这个人啊,他搞什么,就觉得什么东西重要。在浙大物理系的时候,他就将“科学至上,物理第一”写在实验室门口。王淦昌还表示过欣赏。后来他搞马克思主义、自然辩证法了,又把这看得最重要。到科学史所后,他又突出科学史,不谈自然辩证法了。他搞现代科学史,搞西方,认为自己所搞的东西很重要,看不起那些搞古代中国科技史的人。人家虽然主要是讲中国古代的成就,但搞了那么多年,搞出来的那些东西不管怎么样还是有价值的。李佩珊是中宣部来的,到自然科学史所做副所长,后来以副研究员的身份退休,没有申请研究员职称。做古代史的那些人也太厉害了,不管怎么样,李佩珊编了《20世纪世界科学技术简史》,还写过一些论文,还是够格当研究员的,何况她还是国际科学技术史学会的理事。
    熊:她不申请研究员职称,还是申请了没过?
    范:她不申请。她怕在评审时这些人为难她,让她难堪,就没有申请。
    熊:许先生与许多人的冲突都是源于个性。他不够随和,不太能求同存异,导致很多无谓的冲突。
    范:50年代在中国科学院院部工作时,大家就都有点怕许良英,因为他不但是党员,还是党组很信任的人。他后来研究爱因斯坦,认为爱因斯坦是20世纪最伟大的科学家。
    熊:而且,似乎别的研究爱因斯坦的人,都没有他研究的好。至少得让他看过、认可了才能发表。是不是戈革也有类似的问题?他研究玻尔,似乎也认为别的对玻尔的研究都没有他的好。批评玻尔是不行的,说玻尔好也不一定行,因为没他说得好。
    范:文人相轻,是中国知识分子的一个弱点。爱因斯坦和玻尔争得那么厉害,都没有影响他们的友谊,彼此还是很尊重。爱因斯坦和玻恩交流时,有些话也说得很尖刻,像“我替你脸红”之类,但他们一直都有很深的友谊。
    熊:我是这样想的:世界上有很多的问题,爱因斯坦能解决一些难题,别人也能解决另外一些问题。并不是能解决难题的人就能解决相对简单的问题。譬如,我的相机出了故障,相机维修站没读过什么书的小青年能修好,可爱因斯坦未必能修好。所以各人有各人的长处,虽然爱因斯坦很聪明,很伟大,但也不好说他就是最聪明、最伟大的,因为别的一些杰出的人也有其聪明、伟大之处。
    范:后来物理学的主流肯定是量子力学。爱因斯坦的广义相对论很伟大,但他晚年搞统一场论就不成功,引力场和电场就是统一不起来,后来实际上是弱相互作用力和电磁力先统一,至于万有引力和强、弱相互作用力的统一问题,到现在还没有解决。另外从培养人才来讲,玻尔的功劳确实要大些,他在哥本哈根的研究所培养了多少人才!不过,玻尔的文章确实没有爱因斯坦的那么漂亮……
    熊:那些人才是玻尔培养的吗?好多人都到玻尔那里去工作过,但他们未必是玻尔的研究生。量子理论起步于玻尔的原子模型,但后来的很多发展并不是玻尔做出来的。
    范:所以关洪对玻尔评价很低,说玻尔的互补原理根本不是物理的东西。好像量子理论后来的发展主要是海森伯、狄拉克等人做出的。我的文章也提了此事。我批评了关洪。玻尔的原子结构是非常了不起的,用经典量子论解释了原子结构、量子态等,而且用光谱的观测资料证明原子结构,这是非常了不起的工作。爱因斯坦说这是一个神韵,以前光谱那么复杂,结果他用原子结构理论、电子态的能级把光谱全解释了……
    熊:而且精确度极高。
    范:要没有原子结构这个基础,量子力学根本不可能建立起来。后来在洛克菲勒基金的支持下,玻尔研究所有这个条件——谁量子力学做出成就了就请去。海森伯和泡利这两位大将开始都是玻恩的学生,后来讨论量子力学都是到玻尔那里去。海森伯关键的那一步,是他跟玻尔两个人讨论了好久以后才搞出来的。玻尔的贡献不是说我写文章,我署名,我领头,他就是和大家讨论。另外一点就是,哥本哈根学派是玻尔领导的。尽管泡利、海森伯这些人都参加了索尔未会议,但跟爱因斯坦争论都是由玻尔出面,他们这些小喽啰跟在后面,玻尔胜利时他们就高兴得很。爱因斯坦提出了一个难题(光盒子的思想实验),玻尔当天解决不了,想了一晚上才用来解决,还用上了爱因斯坦的广义相对论中的引力红移,证明测不准关系是正确的。
    熊:玻尔确实是很有领袖才能是吗?
    范:大家公认他是领袖,像海森伯、泡利都是承认的。玻恩有些郁闷,他很早就提出几率解释,而且海森伯提出量子力学时连矩阵都不知道,是玻恩告诉他这是矩阵,可玻恩得到诺贝尔奖很晚。可能当时物理学家们受决定论因果关观影响太深,对几率解释有保留。
    玻尔提出原子结构理论,已经做出很大的成就,但原子中粒子的动力学(量子力学)还在摸索之中。他邀请一些青年才俊到自己的研究所访问,跟他们讨论问题。海森伯跟玻尔讨论,他们两个人在公园里谈,海森伯都头疼了,玻尔还一再向他提出问题,当时的思想是非常紧张的。后来薛定谔搞出波动力学以后,玻尔马上请他过去讨论,一直讨论得薛定谔也受不了了。
    说起许良英,我想了五十年代初我们还在杭州时的一件事。有一天,许良英和我们聚会。他说:从事地下工作时,我们这些地下党员是涸辙之鱼,相濡以沫,现在解放了,我们可以各奔东西,相忘于江湖,在不同地方、不同岗位各自干一番事业。没想到,命运把我和他紧紧地绑在一起,终身都是相濡以沫。许良英还说:他是个完美主义者,all or none,非全则无。他确实是这种个性,要么完全接受,要么全部拒绝,对理论如此,对人也是如此。这种个性,影响了他的一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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