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五百年必有王者兴,其间必有名世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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发表于 2018-1-22 07:20:19 | 显示全部楼层 |阅读模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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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帖最后由 逸茗 于 2018-1-22 07:40 编辑

五百年必有王者兴,其间必有名世者!
    中华文明的智慧源头,被冠以玄学、形而上学、术数之流;被斥为封建迷信和伪科学。是幸运,也是不幸!幸运的是,这也算是一种民族哲学和古文明、古文化的有力掩护和保护,使得绝大多数人难以窥得中华文明的脉落与精髓。不幸的是,代表着人类几千年来最高哲学智慧的中华文明,由此而难以登入大雅之堂,即使现在有机会登堂入室,也难以被自认为高级的知识分子正确认知,难以让他们尊重和敬畏,难以让他们以正常心态去接触和深入研究,甚至被高知们不屑一顾或大加贬斥。易经与三世这些最古老,也是最前卫的高级哲学,就这样被中国现代高智商群体排斥与抛弃!流落在民间,由一群文化基础不深的群体不断地蹂躏着而无法复原本来的面貌,更不用说有所突破与建树了,民间的研究与发展,使得这门最高等的哲学,向着各种不利的方向不断滑落,越来越术数化,越来越象玄学而失去了哲学的根本面貌。甚为可惜、可叹、可悲!
    代表着人类最高智慧的几千年中华文明哲学大背景之下,虽然没有产生如西方那般众多伟大的哲学家。但中华文明古哲学却引导中华民族在历史几千年中自如穿梭,屹立于世界民族之林。中华文明的脉落“神龙见首不见尾”,已经被古圣贤以简易的实用方式,融入各家学派,历数前贤虽然没有扬名于世界,但也如神一般的存在。中华哲学文明,虽然不能窥其真容,但仍不失其根本!千百年来运转如常,日用而不知!即使是经历清朝腐败无能及至民国混乱无序的历史阶段,中华文明一旦觉醒复苏,就如当今一样迅速崛起而令世界震惊。中华文明这种大道无痕的运转,大道有恒的运作,令西方哲学无法理解,不可参透,能观其表,而不可触摸其灵魂!
    这或许也是古圣贤的精明之处,通用法则与操作方式已经蕴含于各种经典之中,即可隐其根、藏其真容,使得外夷无法入侵中华文明的根基,也无法对中华文明的本质进行窥探和掠夺,无法仿效中华民族的文明精髓。这可能也就是五千年中华文明却没有享誉世界的伟大哲学家的根本原因!中华文明只可孕育圣贤,而不会产生犹如西方般的哲学家,游于自然哲学之中,不可言!更不可外传。
    人说,民国之后无大师,这是典型的民族文化不自信。孟子说,五百年必有王者兴!且看国学大师南怀谨如何解说【五百年必有王者兴!】
五百年必有王者兴!
南怀瑾
    【孟子去齐。充虞路问曰:“夫子若有不豫色然。前日,虞闻诸夫子曰:‘君子不怨天,不尤人。’”曰:“彼一时,此一时也。五百年必有王者兴,其间必有名世者。”】孟子离开齐国了,在路上,就有一名叫充虞的学生问孟子说:老师,我看你的气色不好,好像心里很烦、很舍不得离开的样子。还记得老师以前教导我们要不怨天、不尤人。但看老师今天这样子,好像又怨天、又尤人似的。
    这个学生一定很年轻,所以问起话来这么直爽。孟子被他这么一问,就答道:“彼一时,此一时也。”唉!孩子,你知道我教你们不怨天、不尤人的时候,当时的环境、心情跟现在完全不同,所以不能一概而论。你说得不错,我心里确实很难过。
    孟子接着说,“五百年必有王者兴”。这句话已成为历史命运的名言。我在两三年前算历史命运时,更肯定了孟子“五百年必有王者兴”的预言。自周公以下,五百年有孔子;孔子以后五百年汉武帝、董仲舒等;又过了五百年,出了梁武帝和达摩;再五百年后,就是宋明理学家王阳明等;之后五百年就是现代,是中国文化自周公以来的第七个五百年。我们已经老了,不行了,年轻的同学们赶紧努力,以后就看你们的啦!
    中国历史上五百年出个英雄,我说三百年出个戏子。这不是开玩笑的,我所谓的戏子并不是现在的所谓电影明星,而是指真正唱得好的戏子,唱得神化了的,这是不可多得的。一个伟大的艺术家,诗人也好、画家也好,都须经过民族历史文化长期的培养。尤其是一个划时代的人物,更非经过几百年的培养不可。历史、文化造就人才有如此的困难!绝不是目前这种速成班、专修班所能造就出来的。所以说五百年出个英雄、三百年出个戏子,可也真不容易啊!
    下面这句话值得注意。“其间必有名世者”,在这五百年中间,一定有“名世者”。什么是名世者呢?就是一个大人物。这个大人物一出现,他的声名、威望就震撼全世界。所以清朝的一位历史学家赵翼写了一首讲历史哲学的诗,他说:
李杜诗篇万口传,
至今已觉不新鲜。
江山代有人才出,
各领风骚数百年!
    气魄好大!年轻人要有他的这种气魄才行。你们年轻的一代都喜欢创新,我认为不管哪一方面,要创新都必须有学问基础,没有基础能创个什么新?现代人动不动就出书,新书出得汗牛充栋,但是这七十年来所出版的书却很难找到一本值得流传的。“江山代有人才出,各领风骚数百年”,大丈夫必须要有把握才下笔,一下笔就须得有流传数百年的价值才行,绝不轻率!现在报章杂志上的文章只有五分钟寿命,如果能有一个月的寿命,已经是了不起的作品了。通常是看完了就丢,所以只有五分钟的寿命。
    下面,孟子继续他的话。【“由周而来,七百年余风矣。以其数,则过矣;以其时考之,则可矣。”】自周公开始到孟子的时代,有七百年历史。周朝开国三四百年就已经开始乱了,到了孔子的时候更乱,所以孔子非常忧心。今天下午,有个朋友介绍一位医生来看我,他说世界上所有的宗教都教人为善,而依他行医数十年的经验观察所得,人心是越来越坏了。医生只能治疗生理上的疾病,却没办法医治人的心理疾病。这是什么道理呢?他的这番话很值得注意。我们自称是有五千年文化的民族,但是我们的教育并未能挽救人心的恶化,人真的是越来越坏了。孔子、孟子处在那么乱的时代,一直希望有“王者兴”,所以孟子说“以其教,则过矣;以其时考之,则可矣”,盼望着,就快到了吧!孟子不像孔子那样有神通、能前知,所以他把时间估计差不了几百年,一直到汉高祖以后,天下才近似太平,民生才安定下来;到武帝时,才重新奠定了中国文化的基础。
    【“夫天未欲平治天下也,如欲平治天下,当今之世,舍我其谁也?吾何为不豫哉!”】孟子这句话,牛可吹大了。他感叹说:唉!上天不希望天下太平,假如上天希望天下太平的话,除了我以外,谁还有这个抱负啊!年轻的同学们,包括当年的我们,每一个人都喜欢这句话——“舍我其谁”,好大的口气!现在我们老了,最好就是你们年轻同学了,可是你们要有准备,要有学问,有修养,到时候才能担当大任。
    “吾何为不豫哉”,我是心里很难过,我为什么难过呢?因为这个世界的人类太悲惨了,而我却始终还没能施展我的抱负,我怎能不难过呢?谁来救这个世界呢?
    从人类学的角度来看,事实很有趣,我也常把东方和西方文化相互对比,以太阳绕地球一昼夜作比方,却发观东西两方人类历史文化的变化现象,同在五百年之间,必有王者兴,几乎完全有异曲同工之妙。
    例如我们的历史,到了春秋以后,名王迭起,但有道之士的哲人也应运而生。中国有个齐桓公,配上一个管仲。而在西方,也是名王配名师,凑巧的真有趣。欧洲有个亚历山大,配上一个亚里士多德。印度也有一个阿育王,配上一个优婆鞠多尊者。当然,在这个阶段,什么日本、美国,连个影子还没有呢!
    但是,以中国历史的习惯来说,三代以后,所谓历史上的名王,最了不起的,也只能算做英雄,决不是圣人。所谓这些英雄的名王们,也都像我小时候的一位老辈的诗说,“江山代有英雄出,扰乱苍生数十年”,如此而已。他们与《大学》的“明德”外用(王)之学,所谓“修身、齐家、治国、平天下”,岂只似是而非,可说都是背道而驰的。
    以中国文化历史经验来看,孟子说:“五百年必有王者兴”。有一次我在孔孟学会作历史分析的演讲,我把孟子这句“五百年必有王者兴”的帐算了一下,中国文化命运与社会政治的关联,的确是四、五百年间就有一个变更。
    从周公以后算起,到现在是第七个五百年,未来的际运应该是有王者兴。但这个王者,以佛学的标准来讲,尚非转轮圣王,只是五百年出个英雄。
    “五百年必有王者兴”这句话,是由孟子明确提出来的。而在中国文化中,五百年是历史文化命运的大关键,三十年为一世,这一世当中有一个变化;六十年为一个花甲,两个花甲是一百二十年,又是一个变化;而一个花甲有五纪,即十二年为一纪,在“世”与“纪”的当中,又都有小的变化。六十年中小变化,一百二十年大变化,五百年更大的变化。
    有一年,我曾在孔孟学会讲“五百年必有王者兴”的问题,上古史因资料不全,暂不去说。从周文王到孔子为五百年算起,是第一期。到现在二十世纪结束,二十一世纪之初,刚好是第七个五百年开始。孔子以后这个五百年,中间就是汉朝统一,汉武帝跟董仲舒整理文化,这是第二个五百年。由汉武帝到达摩祖师到中国来,禅宗的传入为第三个五百年。然后由达摩祖师到宋儒的兴起,是第四个五百年。理学家的兴起到王阳明的学说影响整个东方民族,为第五个五百年。由王阳明到历经近百年来未有的巨变,为第六个五百年。这个历史的大命运,是一个关键。
    所以讲算命啊,我们这个民族,处于交运脱运之间,是很苦的。在这个过来以后,你们青年一代,现在就要努力,未来五百年的命运,操之在你们的手里。不过要看你们能不能挑得起,五百年的命运能不能做一个黏胶,把这中间连起来黏住。假设你们还不能做个黏胶,前后就联结不起来了,中华文化断了怎么办?所以看青年同学哪一位能够充实自己,能够真正挑得起来,才能承先启后,继往开来。
    我希望青年同学们将来有能力研究,这里包括了一个人性问题,人性之坏啊,无法形容。比如春秋战国几百年的战争变乱下来,到孟子这个时候,那样大声疾呼也挽救不了那个时代。谁也没有能力挽救那个时代,到最后出了一个秦始皇,再经过很长一段时间,汉高祖才统一天下。
    为什么历史的演变会这样?由于人性太坏,个个都太坏了,又都想变好。为什么五六百年当中变不了?是什么力量?什么原因?这是一个大问题。所以我希望大家读经书要配合历史看,读历史要配合经书看,不然找不出原因。
    我们中国文化的许多著作,不论是哲学史啦,文化史啦,对这个关键都没有发觉,而且根本不知道有这个关键,也不把问题注意在这个点上,所以没有钥匙打开。我希望你们这些青年要把握这个关键所在,不晓得诸位了解了没有?我要跟青年同学们严正地讲,这里头有个大学问值得研究,对于人类社会国家民族极关重要。
    提到历史文化的演变与发展,我们可以再用一个新的观念来说,在人类历史文化的发展过程中,有两个非常尖锐对比的事实,它始终存在于历史的现实之中。
    一个是人尽皆知的历史上治权的事实,包括古今中外历代帝王的治权,这是一般人所谓的大业。另一个是学术思想的威权,它虽然不像历史上帝王治权那样有赫赫事功的宝座,但是它却在无形之中领导了古今中外历史的趋向,而非帝王将相之所能为。过去中国的文化界,尊称孔子为“素王”,也便是内涵有这个观念。这是千秋大业,也许当人有生之年,却是长久的寂寞凄凉,甚之是非常悲惨的,可是它在无形之中,却左右领导了历史的一切,而且它有永久的威权和长存的价值。

   
    我们借用孟子的“五百年必有王者兴,其间必有名世者”的两句话来讲,在人类历史文化发展史上,的确若合符节,并非虚语。因此,我们姑且借用西历纪元作标准,以五百年作一阶段,从历史分判中国文化思想的大势。
    (一)周代文化——文武周公阶段
    第一个500年间,便要从周公的学术思想开始(约当公元前1115至公元前1079年)。因为孔子的学术思想,是“祖述尧舜,宪章文武”,推崇“郁郁乎文武”的周代文化,是集中国上古以来文化的大成。
    (二)孔孟思想的阶段
    第二个500年(约始自公元前571至公元前545年),才是孔、孟思想兴起的阶段。孔子生于周灵王21年(公元前551年)。孟子生于周烈王4年(公元前372年)。由此而经六国到秦、汉时期(公元前255至202)。孔、孟与儒家的学术思想,虽然崛立于鲁卫之间,但当此时期诸子百家的学术思想普遍流行,道、墨、名、法、纵横、阴阳等家,弥漫朝野,它被诸侯之间所接受和欢迎,还胜于孔、孟思想。即如汉初统一天下,从文景开始,也是重用道家的黄、老思想。一直到公元前140年间,由汉武帝开始重视儒术,再经公孙弘、董仲舒等的影响,因此而“罢黜百家,独尊儒术”。孔子的学术思想,和董仲舒等所代表的儒家思想,才从此而正式建立它的学术地位。
    这也正是司马迁所说:“自周公卒,五百岁而有孔子。孔子卒后至于今五百岁,有能绍明世,正易传,继春秋,本诗、书、礼、乐之际,意在斯乎!意在斯乎!小子何敢让焉。”的阶段。但在西汉这一阶段的儒家学术思想,着重在记诵辞章与训诂之学,并无性命的微言与道统问题的存在。而且当时的代表大儒董仲舒,他是集阴阳、道家思想的儒学,也可以说是外示儒术、内启阴阳谶纬之学先声的儒学。至于公孙弘等见之于从政的儒行,几近“乡愿”,远非孔、孟的精神,司马迁在《史记》上列述公孙弘的史事,备有微言,不及细述。
    (三)儒、道、佛文化思想的交变阶段
    第三个500年开始,正当东汉的时期(王莽于公元9年正式篡位。而且扬雄所著《太玄》的术数之学,另启东汉阴阳术数的儒学思想之渐)。由此经汉末到三国之间,也正是儒家经学的注疏集成阶段,将近三百年来两汉的儒学,到此已近于尾声。代之而起的,便是中国文化史上有名的“三玄”《易经》、《老子》、《庄子》之学的抬头。从此历魏、晋、南北朝而到梁武帝的阶段,便是佛教禅宗的初祖:达摩大师东来的时期(梁武帝自公元503年建国,达摩大师的东来,约当公元513年间的事)。我们必须注意王莽的思想,也是承受儒家政治思想的一脉,以恢复井田制度的理想为目的。但他缺乏心性修养之学的造诣,与孔、孟的儒学思想无关。
    在这第三个500年间,自汉末三国之际,由于佛教传入之后,儒、佛、道三家的优劣,和宗教哲学的争论,以及有神(非宗教之神的观念)与无神之辩,一直延续到隋唐之际。有关这些文献的资料,我们都保留得很多,可惜注意它的人并不太多。因此可说这个时期,是儒、道、佛文化思想的交变阶段。
其次佛教的各宗,也在此阶段开始逐渐萌芽。例如与禅宗并重的天台宗,也自梁天监13年到唐贞观年间正式形成。负有盛名的天台宗智者大师,便在隋开皇17年间才开张他的大业。如果以儒家学术为主的立场来讲,这五百年间可以说是儒学的衰落时期。
    (四)隋、唐文化与儒、道、佛及理学勃兴的阶段
    第四个500年,便是隋、唐文化到宋代理学兴起的阶段。中国佛教十宗与中国佛学体系的建立确定,便是由隋到初唐而至于天宝年间的事(约当公元600至756年)。但这个阶段,却是中国文化最光荣的阶段,也可以说是唐代文化鼎盛的阶段,可是儒家的学术思想,除了词章记诵以外,并无太多义理的精微。
    自唐太宗“贞观”之后,从达摩大师传来一系的禅宗,南能(在南方的六祖慧能)和北秀(在北方的神秀)之后嗣,便大阐宗风,风靡有唐一代。我们如果强调一点说初唐的文化,便是禅的文化,也并不为过。但在此时期,道教正式建立,道家和道教的学术思想,自“贞观”以后,也同禅宗一样,同样地具有极大的影响力,因为佛教受到禅宗影响而普遍地宏开,于是引起中唐以后,中国文化史上有名的韩愈辟佛事件。
    韩愈辟佛开启了宋儒理学的先声。韩愈辟佛事件及其著作《原性》《原道》和《师说》的名文,是在唐宪宗“元和”间(约公元819年)的事。我们说句平实的话,只要仔细研究韩愈的思想和当时文化与宗教的情形,与其说韩愈是在辟佛,毋宁说韩愈是在排僧,或者可以说激烈地在排斥佛教的形式而已。至于韩愈在《原道》中所提出“博爱之谓仁”的思想,那是从他专门研究墨子思想的心得,融化入于儒家思想之中。一般人都忘了韩愈的学问,致力最深的是墨学,因为后世很多人忘记了这个重点,便人云亦云,积重难返了。其实,除了韩愈的辟佛,渐启后来宋儒理学的先声之外,真正开启宋儒理学思想的关键,应该是与韩愈有师友关系的李翱所著之《复性书》。
    禅宗五家宗派的隆盛,由公元770至853年到公元884至956年之间。禅宗的五家宗派,鼎峙崛起,各自建立门庭,互阐禅宗。如沩仰宗所建立○(圆)相的旨趣,开启宋代“太极图”的先河。曹洞宗的五位君臣,取《易经》重离之卦的互叠作用,激发宋代邵康节的易学思想。临济宗的“三玄三要”之旨,对宋儒理学的“太极涵三”之旨趣,极有影响。此外,云门宗和法眼宗的说法,也都与理学有息息相关之妙。
    (五)宋明理学与王学的阶段
    第五个500年,便是继晚唐五代以后宋代儒家理学的兴起。宋太祖的建国,正当公元960年间的事。到了乾德5年(公元967年)便有中国文化史上有名的“五星聚奎”(五星连珠)的记事。这个天文星象的变象,也就是后世一般人认为是感应宋初“文运当兴”的象征,因此认为宋初产生了理学的五大儒就是“五星聚奎 ”的天象应运而生的。
    到了宋仁宗景德年间(约当公元1000年间),儒家的理学大行,已有要取禅宗而代之的趋势。但在此之先由宋真宗开始,道教也大为流行,一直影响了徽、钦北狩和高宗南渡的局面。在此同时可以注意的,便是公元1068年间,宋神宗起用王安石,又想要恢复井田制度等的理想,因此宋代的党祸和理学门户之争,便也在此时期揭开了序幕,这是中国文化学术史上一件非常遗憾,也许可以说是一件很有趣的史事。
    可是在当此之前五百年间,禅宗的王气将衰,到了这个五百年间,宋代五大儒的理学思想,崛然兴起而替代了禅宗五家宗派的盛势,虽曰人事,岂非天命哉!
    由宋儒朱熹、陆象山开始,经历元、明而到王阳明理学的权威时期。朱熹生在建炎4年(公元1130年),卒于庆元6年(公元1200年)。陆象山生于绍兴9年(公元1139年),卒于绍熙3年(公元1192年)。朱熹的“道问学”和“集义之所生”的宗旨,和陆象山的“尊德性”而直指心性,不重支离琐碎的探索,便是中国文化史上非常有名朱、陆思想异同之争的一重学案。到了明代宪宗成化、嘉靖之间(约当公元1472至1528年间),王阳明理学的思想大行,从此以后,中国文化思想的领域,大半都是陆、王的思想。
    (六)明清儒学与近百年历史的巨变
    第六个500年,就是开始经明武宗而到万历,王学大行,末流所及,弊漏百出,终至有“圣人满街走,贤人多于狗”之讥。理学到此,已势成强弩之末,也与禅宗一样,都有等分齐衰之概了。
    清初诸大儒,如顾炎武、黄梨洲、顾习斋、李二曲等人,遭遇国亡家破之痛,鉴于明末诸儒“平时静坐谈心性,临危一死报君王”的迂疏空阔,大唱朴学务实,学以致用于事功的成就。一变明末理学的偏差,大有宋儒陈同甫、辛弃疾的风范。而且极力鼓吹民族正气的良知,延续中华民族的正气和中国文化的精神,因此影响直到清末而产生了国父孙先生的思想,如“建国方略”和“心理建设”等等,也可以说是承接顾炎武、黄梨洲之后而继孔、孟儒家思想,融会古今中外的文化学术而构成简明易晓的大成。
    由满清入关而到“甲申”建国的时期,也便是公元1644年间的事,从此自十九世纪的末期而到现在的世纪交替,我们的学术思想和历史文化,又遭遇一个古今中外未有的巨变阶段。理学的形式和禅宗的新姿态,似乎正在复活,它将与古今中外的洪流,有接流融会的趋势。
    衡之历史的先例,以及“易经”术数之学的证验,很快的将来,新的中国文化的精神,必将又要重现于世界了。孟子说:“五百年必有王者兴,其间必有名世者”,我们立志,记住张横渠的:“为天地立心,为生民立命,为往圣继绝学,为万世开太平”的名训,作为国家、为自己事业前途的准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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